动，都在警察局的档案夹中记录在案！你知道那些史传文学家们：象伏尔泰、巴尔扎克，或
者托尔斯泰，他们要费多大的劲去重新构想人们性生活的细节吗？捷克作家们不存在这样的
问题，一切都记在录音带上，包括每一声最后的叹息。”
他转向墙中那想象的麦克风，用洪亮的声音说：“先生们，象以前一样，我想借此机会
鼓励你们努力工作，我谨代表我自己以及所有未来的历史学家向你们表示感谢。”
他们三个人一场好笑，编辑又讲了他们报纸怎么被查禁的经过，讲了那位设计这张宣传
画的画家现在在于什么，还有其他捷克画家、哲学家以及作家们的处境。入侵之后，他们都
下放改行，成了窗户擦洗工，停车场看守员，守夜的，公共楼宅烧锅炉的，或者最好的——
通常得有门路——出租车司机。
编辑说得满有风趣，但托马斯还是想着自己的儿子，不能集中精力听。他记得最近两个
月内他老在街上从自己身边走道。显然，这些相遇并非偶然。他绝对没有料到他竟会和一位
受迫害的编辑在一起。托马斯的前妻是一个正统的共产主义者，托马斯自然会设想他儿子是
在她的影响之下。他对儿子一无所知。当然，他可以问问儿子他与母亲的关系怎么样，但他
觉得当着第三者的面这样问不够得体。
最后，编辑讲到问题的关键了。他说，越来越多的人仅仅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便无缘无
故地被送进了监狱，他的结论是：“所以，我们决定要做点什么。”
“你们究竟要做什么？”托马斯问。
他的儿子替对方回答了。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儿于说话，惊奇地注意到他说话结结巴巴。
“根据我们的消息来源，”他说，“政治犯受到了，非常粗暴的虐待，有几个，处境险
恶。我们，决定起草一份请愿书，由捷克最重要的知识分子，签名。这些人物，还算得上，
什么的。”
不，事实上这还不只是结结巴巴，比口吃更严重。他越讲越慢，无论有意与否，发每个
字音都用重读，或者用最强音。他自己显然也感到了这一点，两额还未恢复到原有的苍白，
又涨得绯红。
“你们叫我来，让我参谋一下我那一行的可能人选吗？”托马斯问。
“不，”编辑笑了，“不是要你参谋，我们要你签名！”
他又一次得意了！又一次自得地感到人们还没有忘记他是个医生。他表示推辞，仅仅是
出于谦让：“等等，光凭他们把我踢出来，并不能说明我是个著名医生呵！”
“你为我们报纸写过稿，我们是不会忘记的。”编辑又朝托马斯微笑。
“是的。”托马斯的儿子欣然地叹了一口气，托马斯可能没有察觉。
“我看不出，我的名字出现在请愿书上会帮助你们的政治犯。让那些与当局没有冲突过
的人签名，也许会好一些。那些人起码对当权者们还有些影响。是不是？”
编辑笑了；“当然是这样。”
托马斯的儿子也笑了，是一种谙熟世事者的笑：“唯一困难的，是他们绝不会签名！”
“这倒不是说，我们不去跟他们周旋，或者说我心肠好得怕他们难堪，”他笑了，“你
该听听他们找出的借口，稀奇古怪！”
托马斯的儿子笑着表示赞成。
“当然，他们开始都表示同意我们，完全站在这一边。”编辑继续说，“他们说，只是
需要一个不同的方式，更慎重，更理智，更周全。他们对签名怕得要命，不签呢，又担心我
们瞧不起。”
托马斯的儿子和编辑一起笑了。
编辑交给托马斯一张纸，上面短短几行，用一种较为客气的方式，呼吁共和国主席赦免
所有的政治犯。
托马斯飞快地运转着思绪。赦免政治犯？就靠这些被当局抛弃了的人（他们自己就是潜
在的政治犯）对主席提出要求？即便当局碰巧有赦免政治犯的计划，这样的请愿书，唯一结
果也只能是适得其反！
他儿子打断了他的思路，“重要的，是要指出，在这个国家仍有一帮人没有被吓住。大
家都表明立场。把麦子与麦壳，分别清楚。”
不错，不错，托马斯想，可那与政治犯们有什么关系呢？你要求赦免也好，要分清麦子
与麦壳也好，这不是一码事。
“骑墙吗？”编辑问。
是的，他是在骑墙观望，只是不敢这么说。墙上有一幅画，士兵威胁地指着他说：“你
对参加红军犹豫不决吗？”或者说：“你还没有在两千字宣言上签名吗？”或者说：“你在
两千字宣言上签过名吗？”或者说：“你的意思是你不愿意在赦免请愿书上签名吗？！”不
论这个士兵怎么说，反正是在威胁。
编辑刚刚已经说了，有些人同意赦免政治犯，却又提出千万条理由来反对在请愿书上签
名。在他看来，他们的理由只是许许多多的借口而已，都是怯懦者的烟幕弹。那托乌斯还能
说什么呢？
他终于用笑声打破了沉默，指着墙上的宣传画：“有这个当兵的我，问我签还是不
签，我不可能想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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