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下”是老子“柔弱”道理的另一种运用。[见中国文化大学陈鼓应先生《老庄新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3月），第93页。]笔者认为“处下”有两个含义，第一为“容物”。做到“柔”，就能做到谦虚容物。清末政治家林则徐在任两广总督时，在总督府衙题书“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便是一种心境和度量的体现。在老子向往的“小国寡民”的生活状态里，应该是：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

不相往来。[见《老子·第八十章》，用北京大学任继愈先生《老子新译》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3月），第233页。]

此处笔者采用任继愈先生的注本，是因为任先生对这句话的解释较为切题。任先生认为，“我们对老子这些话不能看死了。老子美化上古，是为了菲薄当时”，只此一句，看似简单，但笔者认为另有深意。“菲薄当时”四字正是针对春秋时争名夺利的社会风气而发。由此可推得“处下”的第二个含义——“不争”。老子的“不争”不等同于碌碌无为，更不同于陶渊明“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隐居生活。碌碌无为或者隐居生活属于“丝毫不为”的范畴，老子说：“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见《老子·第八十二章》，用【魏】王弼《王弼集校释》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第192页。]。这句话位于《道德经》的结尾，是对老子“无为”的进一步解释。前文提到，老子是“以无为求有为”，那么老子认为应该“为”什么？正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四件事，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衣、食、住、行。至于种种追名逐利、勾心斗角之事，老子是极力反对的。“为”的原则是什么？王弼的注解告诉我们：“顺天之利，不相伤也”[同注35.]。王弼的意思，正是前文提到的老子所认同的“柔”的生活态度。

须特别指出的是，冯友兰先生将老子的生活状态归纳为四个字——楚人精神。按照冯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给出的解释，楚地由于开发晚，所以楚人不习周礼，但同时也未受到周礼的约束和制约，因此他们的思想非常活跃，思路非常开阔。[见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增订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17页。]笔者认为，从冯先生的解释以及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和楚辞的风格来看，楚人精神是一种浪漫主义精神，而这并不完全符合老子的生活态度。老子的言论看似率真随性，但实际上依然带有浓重的社会现实烙印。在追求自由和率真方面，老子远远不如庄子。

庄子的思考并不像老子那么复杂，也并没有很强的逻辑性。庄子是个理想主义者，读《庄子》，我们很多时候会发现，庄子很像一个爱“仰望星空”的孩子。他拥有孩子般单纯的心灵，他向往的生活是：

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

鼓腹而游。[见《庄子·马蹄》，用【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本（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7月），第334页，第341页。]

所以庄子一生追求的东西只有两样：第一为自由；第二为率真。

所谓“自由”，即是《庄子·逍遥游》中描述的生活状态。“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呜呼待哉”[见《庄子·逍遥游》，用【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本（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7月），第17页。]就是庄子最为向往的。庄子的观念在战国时期的社会大潮中算得上是异类中的异类。他所认为的“自由”是指做任何事都“无所恃”，无需患得患失，可以随心而发，率性而为。如果总是受到外界的牵绊和制约，即便身处庙堂，手握重权，万人敬仰，也算不得自由。他在《庄子·至乐》中讲过一个故事：

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

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养养鸟也，

非以鸟养养鸟也。[见《庄子·至乐》，用【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本（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7月），第621页。]

鲁侯养鸟的故事十分发人深省，鸟有其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方式，鲁侯的介入打破了这种平衡，给它听音乐，喂它吃鲜肉，让它喝干净的水，但是好的行为却带来了坏的结果。庄子写这个故事意在告诉人们，不能用规定和条件来约束一个人固有的天性，没有自由的生命注定是要死亡的。再比如著名的寓言“东施效颦”[见《庄子·天运》，用【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本（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7月），第515页。]和“临牢说彘”[见《庄子·达生》，用【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本（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7月），第648页。]讲的亦是同理。匈牙利著名的爱国诗人裴多菲·山陀尔（pet?fisandor）在其作品《自由与爱情》中写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由此看来，将这几句诗拿来形容庄子的生活态度再合适不过了。

所谓“率真”，是与《庄子·齐物论》息息相关的。他在《齐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