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已经认识到了事物对立面的存在和成因，非常善于从两个角度、两个方面去论述，同时又没有将两方面进行割裂，反而是用一种圆融的观念来进行审视，这也正符合他“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观念。追本溯源，庄子的齐物观念亦是来源于他所认识的“道”，庄子的“道”是具有无差别性[见香港中文大学（tyof）、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刘笑敢先生《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2月），第108页。]的，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刘笑敢先生认为庄子的“道”是“无上无下、无高无深、无先无后、无内无外”[同注22.]的，是融合了天地间一切的高度抽象存在。这一点大概是继承了老子的观点。但是，庄子的“道”与圆融无疑影响到了他的政治观点，当他把这一理念搬到到国家运作中时，“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的形态就自然形成了，换句话说，在他的心目中，最好的国家就是没有国家，最好的天下就是没有国界的天下，“夫道末始有封，言末始有常”[见《庄子·齐物论》，用【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本（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7月），第83页。]；相反老子显然没有走得这么极端，他的“道”没有完全渗入到治国和政治当中，因此他的“无政府主义”也只能被叫做“无为政府主义”。

换句话说，道家看上去很清高，但是老子探讨的问题仍然与儒家相仿，即“这世界到底应该怎么救”，老子的答案是“无为而治”；而庄子探讨的问题则与儒、墨、法几家不同，他探讨的问题是“这世界到底该不该救”，答案是“不该救”，这大概是道家清高的最明显体现了。

（二）柔弱、自由与率真

“现实还是星空”，这个问题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复杂。用最简单的话讲，老子和庄子生活理想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老子关注社会；庄子超然物外。这一点的分歧直接造成了两人生活态度的差别。

老子的生活态度叫做“柔”。他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故与之，是谓微明。”[见《老子·第三十六章》，用【魏】王弼《王弼集校释》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第89页。]这句话很耐人寻味，颇像兵书上讲的欲擒故纵、后发制人之计，也难怪学术界流传着“《道德经》是一部兵书”[见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李泽厚先生《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第77页。]的说法。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李泽厚先生对这个说法没有全盘否认，“我的看法是，《老子》本身并不一定就是讲兵的书，但它与兵家有密切关系”[同注26.]。但是李泽厚先生除了认为《老子》有兵家辩证法特色外并没有更多解释，就这句话本身给出解释的是冯友兰先生。他认为：“此非老子之尚阴谋，老子不过叙述其所发现耳。反之，则将欲张之，必固歙之；将欲强之，必固弱之故”[见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增订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28页。]。冯友兰先生从正反两面对这句话进行了变通，“歙之”与“张之”；“弱之”与“强之”；“废之”与“兴之”；“夺之”与“与之”，这四对本身就是相互交融、相互转化、互为因果的关系。老子的深层含义是认为处在世上，就不能太过刚直，一个具有正反两面的物体就可以相互制约，不至于走极端。正极则反，反极则正，事物才能长长久久。由此推及万物，只有具有自由转化的性质，才是最有生命力、存在最长久的事物。笔者认为，这其实就是老子的“柔”最抽象的体现。

老子的“柔”也有具体的表现。在他看来，世界上最坚固、最有生命力的东西是水：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见《老子·第七十八章》，用【魏】王弼《王弼集校释》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第187页。]

水是最坚固的，是“天下之至柔”，可以“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两句皆见《老子·第四十三章》，用【魏】王弼《王弼集校释》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第120页。]。春秋乱世，礼崩乐坏，老子清楚认识到，争名夺利往往会导致兵戈之斗、权谋之争，他针对此情况认为政治上应该保持“小国寡民”，应该做到“无为”，自然在个人方面就要求保持“柔”的生活态度。笔者认为，老子的“柔”，应以“顺”来解释。老子政治上的“无为”，实则是求“有为”，这一点实际上是在要求百姓以一种“顺应”的态度来面对统治者，但是同时，统治者亦不会采取任何强制措施。具体到每个人，就应该学会审时度势，在乱世中不可强出头，不可逞英雄，要明白“明哲保身”[出自《诗经·大雅·烝民》。]的道理。王弼为《道德经·第四十三章》做注时用“气”做过类比：“气无所不入，水无所不经”[见《老子·第四十三章》，用【魏】王弼《王弼集校释》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第120页。]。“气”和“水”的特点是能靠自身的“柔”适应一切环境，人也应该有这样的心态和观念。“柔”不等同于示弱，更不等同于懦弱，而是对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