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洗完毕，穿戴齐整，下楼时正好撞见菲比。菲比见他打算出门，便伸手拦他，说虞总让他住下，把病养好了再走。

刑鸣自己探了探额头，好像是带了点低烧，但他没答应，趁菲比没注意就溜了出去。总编室没过审选题，受采访者出尔反尔，留在这栋豪华冰冷的大房子里他灵感全无，得出去透透气。

开门出屋，新鲜的花草气息沁人心脾。刑鸣发现，在林荫间忙忙碌碌的绿化管理员不是陶红彬，而是一张新面孔。

干出镜记者那会儿他养成了一个习惯，兜里常年揣着一盒烟，自己不抽，但见到男性被采访者，便会先敬上一支。刑鸣喊了那张新面孔一声“师傅”，客客气气敬上烟，问：“原来那个老陶呢？”

新面孔回答刑鸣，说是陶红彬替老乡照顾孩子去了，临时让他来顶一顶。

刑鸣继续问：“没说什么时候回来？”

“不好说，得看老陶的老乡什么时候回来。”对方停顿，思考，补充，“他老乡姓崔，儿子就是新闻里那个拿刀砍了老师又跳楼的，你说，那么聪明的孩子，怎么就不让他爹省心。”

听这人说，老陶的老乡听闻儿子要去上节目，自觉太过丢人，当场就在医院的病房里喊打喊杀，这儿子也不食素，竟跳下病床挥拳跟老子对打，惊得一众拦架的护士都目瞪口呆，说这对父子世间罕有，老子不舐犊，儿子不反哺，都是要遭天打雷劈的主儿。

踏破铁鞋无觅处，刑鸣不由一笑，认真谢过了这张新面孔，转身走了。

没走出多远，就给陶红彬打电话，问他崔皓飞的家庭情况。陶红彬正巧在医院，找了个僻静地方跟刑鸣通话。

他告诉他，崔皓飞的爸爸叫崔文军，人说好汉无好妻，懒汉娶花枝，崔文军算是两者各占一半，老婆漂亮却不贤良，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跟人跑了。父子俩相依为命，互相搀扶着没被贫穷摧垮，崔文军含辛茹苦将儿子拉扯大，崔皓飞也一直很孝顺。

刑鸣想起三年前那期采访崔皓飞的《明珠连线》，十四岁高考状元面对镜头，撇嘴，耸肩，故作轻描淡写，问我遗不遗憾没有童年？不遗憾啊，少读两年书，少交两年学费，多好啊。

刑鸣从回忆中抽离，听陶红彬继续说下去，大约是几个月前崔皓飞偷偷摸摸带了一个男孩回家，结果被他老爹当场撞破。崔文军老实本分了一辈子，不能理解带把的喜欢带把的，盛怒之下差点当场就把儿子打死。他认定这种喜欢是病态，多方打探以后，强迫崔皓飞去接受矫正同性恋的电击治疗。本来挺开朗一个孩子，自那以后就变了，变得沉默寡言行为过激，这次能拿刀去砍老师，估摸着也是受了电击治疗的影响。

刑鸣忽地心眼一亮，让陶红彬把电话转交给崔皓飞。

电话那头窸窸窣窣地传来两个男人交谈的声音，听不太清楚，依稀只能听见一句：原来您一直提起的主持人就是他呀。

再接起电话时，崔皓飞的态度终于再次软了下来，他吐露，他倾诉，他说他恨死了他妈那个贱女人，他爸为了不让他辍学，跪在地上向他妈借学费，却被他妈新勾搭上的男人百般羞辱，泼了一身的泔脚料；他说他从未怨恨自己的父亲，只是害怕他视自己为怪物，失去这唯一的亲人。

一个十七岁男孩以完全不符他年纪的悲怆口吻说，你理解不了，你们全都理解不了。

相似的情景令人不堪回首，刑鸣沉默片刻，然后一字一顿地、诚恳地保证，给我一个机会，证明我们一样。

刑鸣有了任务，他得回崔皓飞的老家找到崔文军，若老子诚心谅解，儿子才上节目。这个任务随之带来灵感，刑鸣坐在回家的公车上，迫不及待地就在手机上修改选题，调整访谈提纲。

刑鸣最满意也最享受自己工作时的状态，在这个泥沙俱下的时代里扮演最单一的角色，看形形色色的人，听林林总总的事。虞仲夜说新闻工作者必须客观，他就尽量详实客观。同性恋厌恶疗法是个挺有趣的主题，牵系经济与法律，可进可退，可精可杂，比起哭哭啼啼地讲述一个同性恋者的悲惨遭遇，显然更客观公正。

完成所有调整之后，一抬脸看向窗外，才发现坐过了站。

天气不错，有风，道旁的树叶在暮春的热气中翻卷，碧油油的。

刑鸣下了公车，心情不错地徒步前行，他有自信这样的脚本能过审查，但前提是王编辑愿意点这个头。

王泊舟也是犟脾气，三十岁就敢只身上前线，扛着土枪打老毛子，能不犟吗？尽管王编辑在总编室对自己、对苏清华破口大骂，但刑鸣对这个男人仍有好感，也为自己不知轻重地呛他感到后悔。

刑鸣给台里人打电话，问来了王编辑的家庭地址，打算直接上门，负荆请罪。没准备名酒名烟，也没在信封里装塞厚厚一沓钞票，只买了一些常见的水果与营养品，以示礼节，而非行贿。

刑鸣摁响了门铃，王编辑的老婆开了门，挺面善的一个女人，穿着颇具古韵的麻纱长褂，绾着简单优雅的发髻。

刑鸣自我介绍，乖乖巧巧地叫了对方一声“师母”，问，王老师在不在？

王师母招呼他进门，笑着说，今天什么风？贵客来了那么多。

刑鸣放下手里的水果与保健品，问王师母，还有谁来了？

“你们虞台长，还是他上任以来头一回，可把这不招人疼的糟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