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先生哈哈大笑，笑完后伸了手出来：“确实长大了，看来这一趟长沙行令你收获不少，但不管怎么说，欢迎回来，陆安。”

我握上他的手，短暂两秒便分开。池先生的手也是骨节分明，但那是一双学者手，茧子长在握笔处。我握习惯的那双手上，虎口一层薄薄的枪茧。

我跟着池先生去了处里，我的办公桌为了方便讨论，直接叫人搬到了池先生的办公室里。

破译日军电码刻不容缓，我在报道第一天便跟池先生开始工作。

在此之前，池先生其实已经有了一丝头绪，而我在长沙前线接触日军电码已久，攒了不少实战经验。我们将两人前期的结果都结合起来研究，最后我们居然破译出了日军密电中的数字。

起初是池先生在统计后发现日军的密电皆有英文字母、数字和日文组成，这一条我在长沙也有发现，便把当时我做的笔记本拿出来核对，我那时写了统计结果多为“i……”等组成。池先生接着我的统计往下验算，最后发现这样的结果一共有十组。

“所以可以排除掉是凯撒密码做栅栏加密？”

我一时嘴快后惊觉不对，想做补救却看见池先生笑起来，他善解人意道：“是在长沙时和战友们玩密码游戏？”

我耸耸肩，实话实说：“闲时教陈镜予加密过凯撒和栅栏的结合体，所以才一时嘴快。”

其实只是一个小插曲，我和池先生借此都泡了杯茶，以缓解一下连续几天高强度工作而略显疲惫的大脑。

休息一阵后，池先生继续他的理论：“我想将这十组假设为数字代码，将最高频率的“i”则定为9……”

我恍然大悟：“您是说用最简单的频率分析来猜测起点，依靠语言对字母的依赖性来设定替代密码，就像是玩拼字游戏一样，从‘班伯里斯姆斯’转换为‘德赛班斯’，只要用对数刻度核算可能性，就可以按照贝叶斯式方法来解开？”

他听了我的话思索一阵，赞许道：“你的理解没错，但是为什么非要引用那么多学术派观点来证明自己的想法呢？”他指指桌上一本摊开的外文书，我半合看它的书名，“h d”。

我在英国时看过这本，对其中的“跳舞的小人”的密码映像深刻，那里面就是以字母的频率分析来解码。

我脸红了红，一时口结，自己前边的那套解释确实太过啰嗦了些。池先生不在意，笑道：“陆安已从剑桥毕业了，也是该有自己的理论形成之时了。”

我记下他的话，拿了笔记本开始验算。

以频率分析猜测起点是破译员最基础的活儿，从最古老时算起，凯撒密码就是凯撒以语言字母的依赖性设计出的密码。“班伯里斯姆斯”则是在提前印好字母的长单子上打孔，当从左往右移动时，观察这些打好孔的表单，它们会相互重叠，且重叠的小孔越多，则表明是字母可能相符的概率是1:17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大大减少了我们的工作量，缩短了需要计算的可能性。

我们做了一个双字母表来测试在实战中的可能性。

最后发现这些数字很有可能是日军的部队番号，或是兵员数目。

依照这些，我们做了越来越多的突破。我们发现“西”表美国，“北”表苏联，“东南”是中国，日军的密电都藏在天气预报中，当在一串天气预报中发现与正规预报有编写格式出入的“乱码”时，则表明那是我们所需要的暗文。

得到结果后，我们非常高兴。池先生请客去吃饭，我们在重庆最好的西餐厅里吃牛排，这家店是南京沦陷后后迁的。

饭间池先生邀请我跳舞，西餐厅的正中央有一个舞池，现在搁在旁边的白色三角钢琴被演奏者弹出舞曲。

我将手放在池先生手中，他带着我跳交谊舞。他说我舞跳地很好。

我笑，说：“我在剑桥时跳过许多次这样的舞。”

“该想到的，你的剑桥生活一定很丰富。”

我笑而不语，那是我最值得珍惜的回忆之一。

舞曲快结束时，池先生问我有没有喜欢的人。

我答他：“有的。”

“看得出来，你同我跳舞时笑得像个小女孩。你是想起他了？他在哪里？若是可以的话，我有荣幸做你们的证婚人吗？“

“在长沙，她是预十师的参谋，我的舞步是她在剑桥教给我的。”我扬起头来笑：“等我们胜利后，若是结婚，我一定会请您来的。”

民国三十年十二月三日，我们截获到一份来自日本外务省致驻美大使野村的特级密电。

我跟池先生将发电人解密出后就心下一跳，我们对视一眼，满脸凝重，池先生说：“这也许是一份足以改变战争格局的密电。”

池先生说得没错，这份密电是日美开战的先兆。他将明文直接呈给委员长，四天后，日军偷袭珍珠港。

我看完报纸后心中一片冰凉，我们已经将日军的密电截获破译了，连时间地点都标注地清清楚楚，他们为什么不重视？人命就这么不值钱吗！

数学敌不过政治。

导师说得没错。

十二月十九日，日军第三次进攻长沙。

我拍了电报过去，得到陈镜予一切安好的回电。年底时我在陈家见到吴念和，念和小小一人，说话时还带着芽芽呓语，我让念国带妹妹出去玩，陈伯父告诉我吴应堂以身殉国。

晴天霹雳。

我问原因，他说应堂死在长沙，陈镜予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