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学者说：官府最好就是什么事都别干。≤，

因为官府一旦想做点什么工程，老百姓就要吃很大的苦头。比如长城，比如大运河，比如所有后世叹为观止的文明遗迹，都是建立在百姓的苦役和税赋之上的。

这种思想影响了两千年，直到有人提出了公共设施和基础建设的概念。

修路也好，疏浚河道也罢，其实就是全民获益的事。即便抬杠说自己足不出户，但是道路和河流仍旧对他的生活有直接影响。

那么问题来了，这些事对大家都有影响，该由谁干呢？

若是仔细想想，最后大家会发现：有一个神秘人，他从所有人手里拿钱，而且颇有声望，大部分人都听他的。他手下还养了一大批狗腿子，谁敢跟他冒皮皮表示不服，他就敢拨了这人的皮。

但他平日还要装出一副和善的模样，让所有人都崇拜他，信任他。如果有对手意图在名声上超过他，即便是做好事，他也会竭力打压对手，抹黑对手。

把基础建设交给这个人去办，看来是最稳妥的。

这人就是朝廷。

朝廷和朝廷也有不同。有穷有富，有软弱有刚强，有慷慨有吝啬，有聪明智慧也有愚昧无知。大明当前这个朝廷，出发点还是很朴素的希望百姓都过上好日子。皇帝也好，官僚也好，别去给百姓惹麻烦。

当然，这是朝廷缔造者的朴素愿望。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不给老百姓惹事原则”，变成了“不给朝廷命官惹事原则”。基础建设能拖则拖为了节省民力不扰民嘛！实在拖不下去了，才当任务一样层层压下去。

正是因为这种行政思想，大明的百姓也知道指望朝廷实在不如自己动手。

每年农闲，该清理河道、开挖水渠、修桥铺路了，各地乡绅就选派个德高望重的人物出来，各家出笔银子，招募乡邻进行基础建设。

虽然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往往也是出钱人获益最大，但是这些人也常常是心理不满足的一类人。

他们有更高层次的需求：名望。

每次捐款兴建了某个工程，等完工之日，就要立碑。碑文上必须要说清楚这是一桩什么样的善举。有何等好处，最重要的就是某某人为此捐了多少银钱。

等名望到了一定级别，此人就有机会被抬进乡贤祠承受香火了。

地方志里也必然要为其立个小传，使之名垂青史。

当然，这种刷声望并非仅限本人。也有人花大价钱为父亲、祖父刷的。

仁寿堂的董事会成员纷纷解囊，说是慈善公益，其实更多是在给徐元佐面子。徐元佐虽然尽数收下，却总有种收人投名状的味道。

没过多久，这股捐献风就蔓延到了普通股东。许多人都向云间公益广济会捐献了几十几百两不等，无不著名来自仁寿堂某某人。

徐璠从未想到自己好端端坐在家里，竟然会有一万五千两银子砸过来。虽然不是给他的，但给广济会显然跟给他也差不多。因为广济会的账也是徐元佐管的，广济会收到的“善款”也来自徐家捐出来的土地收益。

这些捐款首先要开一份高薪给徐璠、徐元春、徐元佐、徐琨、徐瑛、各个挂名的家丁仆从……反正是归入徐家公账的。其次，广济会还要雇人修缮田地水利设施。这本来也是徐家的开支大头。既然田地都给了广济会，那么水利设施当然也该由广济会负担。

广济会要做广告、公益宣传，所以要往书坊和报社砸银子；要培养乡梓文士，所以要给升湖书院赞助补贴。凡是寒门士子进升湖书院，衣食住行和笔墨纸砚，也都是广济会赞助的；又要宏扬地方文气，徐阶讲学、编撰《故训汇纂》的费用也是广济会出的。

可以说，只要有个说得过去的名头，广济会就可以将原本徐家要出的银钱出掉。多下来的部分是投入布行、织坊进行生产，或是存在账上。

这几个月来的运作让人疑虑尽消。账目往来颇多，但是一清二楚。

徐璠抽空叫徐元佐回来一趟，主要就是聊聊这外人给的银子怎么处理。

徐元佐现在常住唐行，回来反倒像是出差了。他知道徐璠现在忙着联络各路文士。大家喝喝酒吟吟诗，想起来了编写一下词条。照现在这个样子下去，等《故训汇纂》编成，大概正好能赶上壬辰倭乱吧。

两人在书房见了面，徐璠将问题抛给了徐元佐。

徐元佐道：“这也好办。咱们广济会本来就是做慈善的，这些银子完全可以用于真正的慈善公益上。”

“真正的？”徐璠有些无语。

“比如改善养济院的生活环境；比如设立个奖学金。奖励优秀但贫困的学子；再比如修一截路之类的。”徐元佐道：“唔，如果这些都没空做，刻一本书，写几篇文章，列一下捐款人的名号，也就够了。”

徐璠听得哭笑不得：“怎么给你说得好像广济会就是骗钱的？”

徐元佐一本正经道：“父亲，广济会最早是为了两件事才做起来的。其一，避税赋。以免小人在背后污蔑我家。其二，确产权。免得海瑞找麻烦。若是为了造福乡梓，何必还专门建立个组织来做。”

徐璠道：“自家的银钱无所谓。别人的银钱不能乱来啊。我家又不是少那些银子，用不着贪占人家的。”

徐元佐道：“父亲教诲，儿子岂敢不听。这笔银子正好捐给升湖和经济两个书院，扩建园舍，招纳贤才雅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