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许多世纪以来，人们都把性快感看成不道德的、堕落的、邪恶的或者不正常的体验。中世纪教会的性观念主宰欧洲时，强调男子。为了打破这种观念，西方学者常常引用中国古文化中关于女性性高c的观点作为对比。中国有关的古籍上主张，对于男人来说，理想的状况是尽量延长性j时间，男人在性j过程中所吸收的y的本质的多少视性j时间长短而定；男人还必须成功地激起女方的性高c，使其发挥出最大限度的性能力。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有一个独特的观念，即认为女方的性高c对于其自身和男方都是同等重要的。（坦娜
希尔，第185页）直到金赛调查的公布和马斯特斯与约翰逊采用先进手段对性快感所做的科学研究完成之后，才彻底地改变了西方人对女性性高c的否定态度，人们才最终接受了性快感是自然的、重要的人类生理机能的观点。根据金赛调查，有14％的女性在青春期到来之前达到过性高c，约为有过前青春期性反应的女性的一半。其中86％是通过自我刺激；约7％通过与其他女孩的性接触；2％通过亲昵式爱抚；1％通过与男孩或男性成人的性jh。
特别有意思的是，2％是通过与狗或猫的r体接触而达到首次性高c的；约2％通过其他方式，包括爬绳子。（金赛，第21页）另据调查，已婚妇女只在部分性j中达到性高c。总计约有10％的妻子，在任何时候的任何一次性j中都从未达到过性高c；在婚后第一年中，约75％的妻子至少达到过一次；到结婚约20年以后，性高c累计发生率达到90％。（金赛，第144页）在前苏联，由于人们在性j时偏爱后进式，所以有45％的妇女从未达到过性高c。（坦娜希尔，第454页）有一种动物学观点认为，雌性动物之所以没有性高c，乃是因为后进式交尾使y蒂得不到刺激的缘故。
不幸的是，后来的人们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性快感是正当的”观点到了这些人那里，却变成了凡性j必须使自身及性关系的对方得到快感。男人以为，他们每逢与女人性j，都必须使对方达到性高c；女人们则以为，如果她们不能每次都有高c体验，她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玻康诺利提出了“高c强迫症”这一概念，他认为，人们对性高c近似强迫症似的追求，是一种异化的表现。人们总是焦虑地强调要获得性高c，强调满足对方。男人往往郑重其事地问女人，她“达到高c”没有？她有没有“大快感”？要不便是用某些委婉的话来问女方满意没有。而波伏瓦等人都曾指出，在这种时候，这类话是女性最不愿意被问到的问题。（罗洛梅，第55一56页）如果用福柯的“凝视”意象来分析，西方女性在获取快感方面更能感到社会凝视的压力，而中国社会的“凝视”目光还没有转向这个方面——这决不是说中国社会的“凝视”范围窄些或程度差些，只是说它的凝视贯注在其他方面，如非婚性关系，各种“变态”的性活动等方面。弗洛伊德也曾注意到，在对待性高c的态度上的确存在着文化的差别：在某些社会里，妇女的性生活比西方社会要单纯。只要她的情人或丈夫乐于与她行房，她便心满意足；她从不担心自己是否性冷感（frigid）或能否到达高c，很可能她从不知高c为何物。但在西方社会中，男子必须使女子能经历所谓“高c体验”，才敢相信自己算个男子汉；女方则不但必须使男方经历高c，以证明他是个男子汉；她还要自己有这种经验，来证明自己是个女人。否则就要担心自己患上了性冷淡的毛玻（弗洛伊德，第9一10页）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国门的开放，西方文化的涌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接触到西方文化中对性快感的看法。我想它对中国女性对性快感的想法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十四章 性美感
大概只有在少数几个像中国文化这样我愿称之为“文明过度”的文化中，才会提出有关性是美还是丑这样的问题——由于教化过多、过久，我们离人的自然状态（动物或畜牲的状态）越来越远。在我们的文化中，最严重最频繁被使用的骂人话是说某人像“畜牲”；第一性征（生殖器官）、第二性征（r体性别特征，如胡须、茹房）及第三性征（装饰性别特征，如发式、服饰）都要尽量加以掩饰，至少不能加以强调，因为它们容易暴露出或强调了人的动物性征。性行为在中国文化中因此处于一种特别尴尬的地位，说得不好听一点，中国人在性的问题上相当“变态”，也就是没有平常心。由于我们是文明的人，道德深厚，所以应当尽量远离各种动物性的活动，性活动就是这种很接近动物性的活动。可是人又有这种动物本能（中国人特别不愿承认这一点），社会和家庭又要通过这一活动来繁衍（中国人特别愿意强调这一点，好像这才是为性活动“正名”）。于是就很尴尬，于是就很变态，于是就没有了平常心。这种文明过度使我们感到性活动或性活动中的某种形式、姿态是丑的；不喜欢这种活动的人有一种道德优越感；喜欢这种活动的人有一种自甘堕落的放荡感。两种感觉都不正常，都缺少平常心，都缺少对一种人类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