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种说法，是这些作品缺乏内在的审美力度，仅仅是反映生活的“镜子”而已。关于“文学是镜子”的说法历来就有争议。早在一百多年前，法国作家雨果就提出过诘难。他说：“倘使这面镜子是平常的镜子，有个光滑而平顺的表面，它把各种物件只能照出一种无光泽与凹凸、忠实而失了色彩的影子；大家知道颜色与光线在单纯的反映中是会如何地失真。所以艺术必须是一面浓缩的镜子，它不会把有色的光线显淡，它把它们收缩凝结起来，使一种微光化作光明，一种光明化成火焰。”（雨果：《〈克林威尔〉序言》）雨果对“镜子说”提出的修正和补充是十分精辟的见解。他不反对说文学艺术是镜子，而说这不是普通平滑的镜子，而必须是能够把有色彩的光线收缩凝结起来的一种“聚光镜”。我们不敢说，这些被花山文艺出版社选入“丛书”系列的作品，在艺术上都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艺术的探索是无止境的。从后人的艺术眼光和欣赏趣味来看，也许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些作品从思想到艺术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这些作品的重要收获之一就是塑造了许许多多艺术典型。这个艺术典型不仅有着栩栩如生的鲜活的性格，而且像聚光镜一样，集中概括了较为深广的历史容量和社会特点，从而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这些艺术典型，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和读者的检验，可以当之无愧地进入我国文学中的典型人物画廊。这使我国传统文学中的人物群像中，又增加了一批具有进取意识、解放意识和奋力向上的工农兵劳动者人物“家族”。我们的文学不管如何发展，如何观念更新，这个崭新的人物家族，也是以后的文学所不可替代的。我们从这些人物的活动历史和心路历程中，不仅可以看到变革时代的潮汐，同时也能听见历史车轮的回声。这也许正是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所在。

我们把这批长篇小说当作我国新文学的宝贵财富，还因为这些作品在艺术特色上显示了各自的风格。特别是在运用传统的小说技巧表现新生活方面，许多作家都根据自身的艺术素养和艺术追求，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后来这些作家便成了我国一些文学流派领袖群伦的人物。在我国历史上，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总是以某一时期具有独创性的一个或一批杰出作家为代表的。比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贤、西昆体、元和体、江西诗派、永嘉四灵、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等等，都是如此。我们新中国文学中的大作家，后来成了各种流派如什么“山药蛋派”、“荷花淀派”、“湖湘派”、“岭南派”等的师表，对一代又一代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的文学发展到今天枝叶繁茂、五彩纷呈，与新中国文学的这些前辈作家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由此，我们想到目前仍然面临着的如何正确对待中外文化遗产的问题。正确对待和继承人类几千年来所创造的那些文化艺术珍品，不断地用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有益于我们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珍品，来提高我们民族的文化素养，提高我们作家的艺术思维能力，提高他们概括生活、塑造形象的能力和手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解放思想，不要排斥那些有益于我们事业的一切外国的好的东西。过去有过盲目排外的思想和作法。但就目前来讲，倒有些人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不排斥西方好的东西，却排斥和轻视中国的好传统。他们也讲学习遗产，但却只热衷于阴阳八卦之类，甚至迷信那一套，而排斥本民族的珍品，他们往往不加分析地把民族珍品反而看成糟粕。这当然是片面的错误的。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有一个承上启下的过程，就是要不断地从自己的先人所创造的许多艺术经验中吸收宝贵的营养。一个时期以来，在某些作家、艺术家中，出现了某种“非民族化”的倾向，片面强调“走向世界”，一味寄希望于对于外国现代流派的模拟和学习上。如果仅仅模仿西方某些过时的以至没落的形式和手法，就是模仿得如何逼真，终究不能代替我们民族的创造。我们寄希望于那些进行严肃探索、既重视生活又重视传统的作家，只有他们的探索才有可能创作出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意义，能够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优秀作品，载入人类文明的史册。

事物总有它的两面。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些产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优秀长篇小说，具有丰厚的社会内涵，在艺术上也显露出这些杰出作家的才华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达到了我国当时文学创作发展的最高水平。但是，由于受政治的制约，从五十年代中期起迭起的政治运动，以及理论上“左”倾思潮的发展和泛滥，文艺思想战线的“斗争”愈演愈烈，行政上和理论上对创作的干涉愈来愈多，这就不能不对文艺创作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因此，那个时期出现的文学作品，甚至包括某些杰出作家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特定时期的烟痕。我们的文学创作受到种种干扰，有时不得不从概念出发去设置某些人物的命运，甚至修改自己的创作构思，不能不把原作中本来是很精彩的章节或很有光彩的人物性格加以删节和修改。这就使不少作家产生了艺术上的遗憾。应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