厕所的屋子里待了半小时，这才发现端竹的生命力真比一个加强连的男人还强...正想着，手机突然响了。也许也不能说是突然，因为郝耘摹打从她进机关起便一天一个电话地打过来给她问安。小破房子里信号不好，接收到的好比是外星电波，电话两头的人说话得连听带蒙，于是郝耘摹要给郝君裔打电话又不必担心会打搅她工作的最佳时间就是在这二百五十米的路途上。

电话那头的声音听起来很正常，是祖孙之间惯用的调调，不问生活，只问工作。但郝君裔就是觉得老头子行为诡异，且隐隐有了不妙的预感——往常两人有话见面谈，从来不会一日一聊。

郝君裔在几天前忍不住揣摩了郝耘摹的心思，结果发现，爷爷只怕是有事要拜托自己了。但老实讲，她对所谓的“爷爷相托”早有预见。毕竟是到这个节骨眼儿了呢，国家肯定要有多少人用多少人的，不然，十年之内都不会再有更用得到他们这些预备“情报人员”的时候。

早在二零零一年夏天，举国上下都还为某一夜传来的好消息欢呼雀跃喷香槟灌啤酒时，光她知道就有九个姑娘哭了。她也想陪着哭来着，可想想，她又没什么理由哭。

那些哭了的姑娘们是要被投放到敏感地区，譬如西藏新疆去执行特殊任务的。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