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斯诺亚斯克边疆区拉科夫看着那个坐在主席位置上的年轻人，说道：“但这个方法，我们克拉斯诺亚斯克边疆区一个金属加工厂的党委书记也向我们边疆区党委提供过类似的意见。

经过州委讨论之后，我们决定动用手上一切的宣传资源，对工人们灌输您刚才所说的这些概念。

但这个宣传策略在实行上出现了一些困难，成效也不是太好。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没有实际的例子，证明他们的劳动和战况有直接的关系，也不能有力地证明怠工对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

除了缺乏例子以外，这还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宣传方针出现问题，但我看来，宣传和灌输概念其实是不够的，同时还要做好监督工作。

但是在监督上，怠工的标准并不统一，大型工厂的生产标准也很难在个人层面进行量化，部分领导干部为了避免人才的流失，避免冤枉好人，破坏领导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就采用了较为宽松的标准。

而现在的工厂，大部分都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制定的生产目标，达到了数量上的要求，这就给了一些领导干部们提供了放宽监督标准的理由，也为部分懒惰的工人提供了怠工的理由。”

曼图洛夫露出了欣赏的笑容，这个克拉斯诺亚斯克边疆区党委书记也是有点水平的嘛，毕竟在斯大林的时代能混到这些位置的，都不是一般的人了。

实际上，这个库拉科夫根本就不是一般的人。

他和曼图洛夫一样，都是在1938年，以二十多岁的年龄，当上了地方党委的第一把手，成为了克拉斯诺亚斯克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是全苏联最年轻的的边疆区委第一书记。

本来，按照历史发展的话，库拉科夫会是联共（布）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里，第二年轻的中央委员（最年轻的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党委第二书记斯托雷哲夫，27岁）。

但在这个时空里，随着曼图洛夫和契尔年科的加入，库拉科夫的排名就掉到了第四。算上卡蒂娅这个候补委员的话，那就跌到第六了。

也正是因为曼图洛夫的出现，使得中央过分关注新西伯利亚这边的蓬勃发展和优秀政绩，重点派人观察新西伯利亚这边年轻有为的干部，而忽略了对隔壁克拉斯诺亚斯克边疆区的考察。

如此一来，使得库拉科夫没能被中央选为监察人民委员部的一个主任，而是把新西伯利亚州党委第二书记提拔了上去，既让一个新西伯利亚出身的地方干部升到了中央，也保住了库拉科夫作为一方诸侯的地位。

“库拉科夫同志，我觉得我们在媒体和宣传上，应该多点报导前线战士的英勇作战事迹，最好指出这些战士使用了哪款装备，或者驾驶哪款坦克，哪款飞机，将这些事在生产相关装备的工厂里传播开来，让工人们知道自己生产的这些产品所具备的价值在哪。

同时，也要报导一下一些部队因为装备和弹药不足的关系，而被击退，甚至是被消灭的事情，让工人们知道装备和弹药数量不足的后果，督促他们积极生产，否则就会导致更多的部队因为装备或弹药不足的缘故而被消灭。”

曼图洛夫说得倒是轻巧，但这又带出了另一个问题。

其实，库拉科夫早就想过这一点：“曼图洛夫同志，您说的这些我们克拉斯诺亚斯克边疆区党委的同志也提及过，但我们缺乏相关的材料，所以最后并没有得到落实。”

“放心吧，库拉科夫同志。我们红军总政治部会尽量给你们提供足够的相关材料。当然，这些材料不能涉及包括我军部署在内的军事机密，所以大部分能提供材料都不是最新的，当中调到的故事都不是最近这段时间发生的，希望你们能够理解。”

库拉科夫这才想起了曼图洛夫还兼任着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如果红军那边肯帮忙提供材料的话，这宣传灌输的工作就更加好办了，但监督方面的问题怎么解决？“感谢红军总政治部对我们提供的帮助，那么，监督上存在的问题应该怎么应对？”

“库拉科夫同志，刚才您也说了，现在监督不力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监督和惩罚标准不统一，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将监察机制和惩罚机制统一化。

但将标准统一了，将监察和惩罚机制统一了，那是不是代表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了呢？在我看来，这是否定的。

因为监督不力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在于负责监管的领导身上。正如您刚才所说的，部分领导因为担心人才流失，担心领导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受到影响，于是都采用了较为宽松的标准。

如果将标准统一化了，领导惩罚的时候就会有根有据，按照既定的标准，将发现怠工的工人进行惩罚，这就不存在什么标准宽松的问题了。

但如果某些工厂的问题根源是在于领导懒惰，不愿意去监察，甚至是故意包庇某些怠工工人呢？即使标准有了，这些领导会不会故意包庇某些人，故意看不到有怠工现象的存在。会不会看见之后故意不处理？”

“的确有这种可能性，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相信自己的同志。”

“没错，我们是要相信自己的同志。但有一些人背着**员的身份，掌握着一些权力，却不想着为人民做事，心里根本就没有党。这些人能算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吗？

对于这些人，我们必须要严惩，如果我们能够百分之百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