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一听就火了，想到别人相信残联才找到我们，残联本就是为残疾人服务的组织，连我们都不向着残疾人说话，别人更不拿咱们当回事儿！
我当时也很冲动，跟领导甩下一句话：‘你嫌麻烦我不嫌，你不管，我管！’领导冷冰冰回我：“就爱乱管闲事，出了岔子，后果自负！”
我后来到那名残疾人的工厂调查了情况，发现除了他还有一些农民工也被不同程度地拖欠工资，我彻底弄明白了，根本就不是什么考核，这老板分明就是个老赖。
我大学是研读法律专业，知道没有劳动合同在法律层面是无法约束工厂老板的。我就算跟那个老板谈，也没有充分的证据。
我就采用了非暴力不合作，号召工人进行罢工。工厂一共有五个车间，每个车间的农民工都被各种理由拖欠或者扣过工资。我自己也是农村人，理解农民工出来挣点钱不容易，就打算趁着这个机会，帮他们一起把工资要回来。
我组织了一次大罢工，把五个车间都搞停了，那个老板找我去谈判，要挟说要开除那些罢工的工人。我也不示弱，我说：‘你开除他们可以，但别忘了，每个车间都有罢工的工人，要开除厂子就得瘫痪，你一时也雇不到熟练工，看谁的损失大！’
工厂老板被我们弄得没办法，取了一大箱现金，补发了拖欠和克扣的工资。我趁机促使工厂老板和工人补签了劳动合同，维护了残疾人和农民工合法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