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受就够了，一切都是我自作自受造成的，不能再牵累给其他人。

电话迟迟没有拨出去，我一狠心，将手机扔到一边。

过了小半天，老哥终于回来了，将手里的交费单放进抽屉里，并不看我，声音有点沙哑说道：“这几天费用交完了，但是钱不够，后面的费用还没交，我一会还得回家一趟。”

“要告诉老妈么。”我明知故问。

“瞒不住的。”他声音隐忍。

我微叹口气，“和她说的时候语气平常一点……我□□还在出租屋，你去取一下吧；”转而又改了口，“算了，还是留给她吧。”

这样一来住院费更不够了，家里也没有多少存款。

我又叹了口气：“一会你去问问医生我什么时候能出院。”

“行。”他只应了一声，又往外走。

“不着急，等会再去吧，”我说，“中午了，他们都吃饭呢。”

老哥步子迟疑了一瞬，继续往外走，“我去抽根烟。”

我微诧，他什么时候学会抽烟了。

其实我知道他是不想我看到他失控的情绪，那微肿的红眼圈已经暴露了他的宣泄。

后来还是理所当然的被老妈知道了，这个处在徐娘半老年纪的女人在厕所不知偷偷抹了多少眼泪，还强撑着笑意宽解我烦闷的心情。

我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就坚持出院了，拆胸围固定的时候猛然发现自己胸前被开了个小口，口子不大却很深，医生解释这是为了引出胸腔积液插导管开的；一时间心情很是复杂。

我们打车回的家，付哲因为实在抽不开身便没有来，还是打电话来询问。

好在老妈没有因为付郁而牵累到付哲。

后来在家呆了两天老妈就张罗着搬家，说是要换个环境换个心情。

我知道她是想躲开付郁，也免得我再想回到付郁身边，我没有反对。

住院这半个月我们谁都没有提起付郁，大家都自觉地避开了这个人，老妈虽觉得意外但也没有多嘴，对于她来说我能切断和付郁的联系她求之不得。

出院第三天我们就倾家搬往了另一个城市，自此开始了新的生活。

时间一点点过去，我骨折的肋骨也好的差不多了，截肢的小腿被假肢代替，我花了好长时间才适应这个假腿，每每套上假肢时总是不自觉的想起那个出车祸的夜晚。

有时候我都在怀疑这是不是上天对我的惩罚，因为我的犹豫不决举棋不定，那这个惩罚确实有点过。

老哥准备了轮椅，说是以备不时之需；但是自进家门后就没再用过，虽然我残疾，但不是废人，更不会依赖轮椅过活，新生活里不需要轮椅。

因为住院的大笔开销，家里比之前更拮据，老妈找了个商场保洁的工作，听她若无其事甚至还带着笑意的从嘴里说出来时我心里猛地一疼，强忍住鼻里的酸意我如无其事问道：“以前你不是做会计么，这个城市也有招会计的地方吧。”

“有是有，就是离家太远了，这个工作离家近照顾你能方便点。”老妈回道。

眼泪就忍不住了。

我背过身擦了擦眼睛，转移话题，“我饿了。”

“想吃什么。”

“木须肉。”

“等着，给你做去。”老妈走开了。

我抚上闷闷的胸口，长出了口气。

确定自己身体无大碍了，我开始投简历找工作，初始我没有特定的方向，只要是我觉得自己能做的都会主动联系，当然一开始总是困难重重，四处碰壁，后来老哥说既然大学学的是外语，何不找一些语言文字类相关的工作，只要专业对口，对身体素质要求不那么严格的应该可以。

后来终于应聘成功，在一家上市公司做办公室文员，但是稳定了没两年，一次无意间被公司的人知道我是残疾人，经理就把我好言劝辞了。

也是，毕竟虽然我极力保持与常人无异，但步伐间总能透出不自然，所以为了避免他们生疑，我总是上班第一个去，下班最后一个走，然而纸包不住火，到底还是被辞了。

原因是公司性质是外汇，总能看到外宾，我的“形象”会影响到总体公司形象。

因而再找工作时我总会把“丑话”说在前面，但也往往对方听到这点就犹豫了，我就知道多说无益。

老哥提议让付哲帮我找下家，我有点抵触，我不想利用这层关系，而且在和付郁切断联系后我和付哲也不再联系了，担心付郁会通过付哲的关系找到我。

而老哥和付哲还是恋人关系，导致我和老哥的见面都少了。

而老哥在电话里再三保证，付哲对我和付郁的事情并不干涉，我和她怎样是我和她的事，他绝不会过问。

再一次次碰壁后，我有些心灰意冷，默许了老哥的意思。果然没多久工作的事情就有找落了，鉴于我的要求，并不是和付哲一起的公司，而是另外一家八竿子打不到的小公司；

其实付哲想给我找一家实力强一点的下家，但碍于我急于避开联系的态度，只能随我的意，在一家不是很起眼的小公司上班。

面试的时候我开门见山，首先道出了自己残疾的事实，好在公司老板不在意；

“我要的是你的脑子，不是你的腿，只要脑袋好使就行了。”

于是我成功胜任他们的翻译职位。

半年后我拿着积蓄在外面租了个小房子再次搬了出来，这次不是逃避，只是不想老妈像个陀螺似的家里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