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渺朦胧的晨雾里，一夜未眠的禹天阳静静地坐在河边的一截柳树墩子上，小女孩的喃喃细语无意间不仅触动了他内心深处最柔软敏感的神经，还激起了他深埋在心底惨痛的回忆……“妈妈，仔仔乖！仔仔听话……”多么熟悉的稚语，多么相似的呼唤！一切都那么久远，仿佛早就淡出了自己的记忆，但一旦被触发，才知道原来所有的经历并未随着岁月的流失而淡忘，流过的血泪、蹂躏过的躯体、挣扎过的人格、隐忍过的锤炼，这一切的一切犹如昨天才刚刚发生过，历历在目，不堪回首！

1975年冬月，在江南铎州溪河镇最北侧的一间破草房里，家徒四壁的室内，用土坯砖当垫脚的已经发霉发黑的旧竹床上，一个瘦弱不堪的老人手捧着一张巴掌大的纸浑身在颤抖，老人昏黄干枯的眼窝里已经没有泪水可流，但他青筋毕露僵直的脖颈随着全身的颤抖还是充分暴露了老人的激动和莫名的悲愤，已经44年了啊！老人的心在滴血……！

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被押解至武汉绥靖主任公署侦缉处（特务机关）后，在敌人的审讯下，顾顺章当天就出卖了武汉的全部地下党组织！但奇诡的是他当时对上海的中央组织及人员秘密却闭口不言，后来的特工历史研究人员几乎都认为这是因为一方面他知道地下党员钱壮飞把持着南京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最高机密，武汉发给南京的电报都是由钱壮飞最先过目，害怕自己过早暴露将一无所获；另一方面是他认为自己掌握的机密足以得到的亲自接见和邀功请赏。但实际上，这次叛变事件有诸多存疑，一是顾顺章的被捕起因始终未明；二是在追查相关人员的历史过程中造成了一系列冤假错案；三是在缴获的国民党相关秘密文件和我党埋伏在敌特工机关的“鼹鼠”探查行动始终未找到丝毫蛛丝马迹；四是在历经五十年的变迁中，两党相关部门或人员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场合也几乎未给予任何说明，甚至连猜测也没有。而当年负责接头的武汉地下党特勤科负责人禹志雄就是诸多冤假错案中最惨的一个，当年22岁的禹志雄在前往江汉关码头接应顾某时，在汉口临近江岸码头的花楼街突然被多名特务设伏围捕，为了摆脱敌特，致使他比规定的接应时间晚到了三分钟，而这三分钟彻底改变了他的人身际遇，就是在这三分钟里顾某被捕；更让禹志雄百口莫辩的是在武汉党的地下机关800多人全军覆没的情况下，独有他一人没有落入敌特魔掌。从1931年到1949年的18年间，禹志雄多次试图重归党的怀抱，但无论是武汉地下党的外围组织还是1937年国共合作期间重建的武汉地下党机关，一了解他在1931年4月血洗事件的过程，都拒绝了他的请求，即使是当年长江局的高层领导在当时敌我鱼龙混杂的情况下，也不敢拍板重新吸收他回归组织。

1949年5月16日，东北解放军挥师南下，四野十二兵团肖劲光司令员兼政委率领下的八师（师长邓岳）进驻汉口，武汉解放，禹志雄找到时任武汉市公安总局汉口分局政保科的舒富良同志反映情况，舒很同情禹志雄，但他人微言轻没有能力帮助禹志雄，无奈之下他对禹志雄说：“目前武汉刚刚解放，百废待兴，事情太多，一般人很难帮上你的忙。听说四野八师的邓岳师长敢作敢当而且嫉恶如仇助人为乐，你看是否能想办法找找邓师长反映一下。”这倒不是舒富良在敷衍禹志雄，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基层部门确实权限不够。但部队驻地戒备森严，根本就不允许一般人进出，更何况禹志雄这样的喊冤投诉者，连靠近营房驻地一点的机会都没有。最后他也只有郁郁寡欢地放弃了。逼于无奈禹志雄又去找舒富良，他之所以如此，实在是这么多年以来，只有舒富良同志一个人耐心地听完了他的申诉，而且表示出愿意帮助他的意思，这就像溺水待毙的人在晕晕忽忽的生死存亡之际突然发现了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尽管禹志雄满怀着对舒富良的歉意，因为他自己也知道，舒富良同志并没有帮助解决自己问题的能力，可是，他又能去找谁呢！禹志雄怀着矛盾的心情日夜守候在武汉市公安总局汉口分局的大门外附近，他不好意思进去找舒富良，又不愿意舍弃这也许不到万分之一的希望。他想乘舒富良上下班进出大门时截住他，可守候了差不多一个星期连舒富良的影子都没有看到，舒富良仿佛人间蒸发了，禹志雄感到万分绝望，忍无可忍之下他准备再守候一天，如果期盼的人仍然渺无音讯.那是立冬后的一个寒夜，饥渴交加的禹志雄一刻不停踉踉跄跄地徘徊着，他不能停也不敢停下来，因为单薄破烂的外衫根本挡不住寒夜刺骨的北风；他一边凄凄惨惨地抱怨今年的寒冬为什么来得这么早，一边绝望地仰望着阴沉沉的苍天，他想起自己多年来的屈辱和挣扎，想起夹杂着自己悲愤的鲜血和绝望，干枯的眼底竟然还能感到几许湿润。大千世界就是这样不公平、不讲理，就像古人说的：“春天来了，万物复苏，庭院里的桃花在春风里绽放，春风吹落了桃花的花瓣，少有的几瓣花瓣穿过轩窗飘落在闺房的锦被上，有几瓣被风卷的不知所踪，大多数花瓣坠落入庭院里的泥水中。锦被上的花瓣被主人小心翼翼地做成了花签，泥水中的花瓣则香消玉殒化作尘埃，世事如此，岂是人的意志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