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是别了过来，告知母亲，说遇见伯述的话。我因为刚才听了伯述的话，很有道理，吃了饭就要去望他心中国古代哲学关于意识活动及思维器官的概念。先秦，谁知他锁了门出去了，只得仍旧回房去。只见我姊姊拿着一本书看，我走近看时，却画的是画，翻过书面一看，始知是《点石斋画报》。便问那里来的。姊姊道：“刚才一个小孩子拿来卖的，还有两张报纸呢。”说罢，递了报纸给我。我便拿了报纸，到我自己的卧房里去看。
忽然母亲又打发春兰来叫了我去，问道：“你昨日写继之的信，可曾写一封给你伯父？”我道：“没有写。”母亲道：“要是我们不大耽搁呢，就可以不必写了；如果有几天耽搁，也应该先写个信去通知。”我道：“孩儿写去给继之，不过托他找房子，三五天里面等他回信到了，我们再定。”母亲道：“既是这么着，也应该写信给你伯父，请伯父也代我们找找房子。单靠继之，人家有许多工夫么？”我答应了，便去写了一封信，给母亲看过，要待封口，姊姊道：“你且慢着。有一句要紧话你没有写上，须得要说明了，无论房子租着与否，要通知继之一声；不然，倘使两下都租着了，我们一起人去，怎么住两起房子呢。”我笑道：“到底姊姊精细。”遂附了这一笔，封好了，送到帐房里去。
恰好遇了伯述回来，我又同到他房里谈天。伯述在案头取过一本书来递给我道：“我送给你这个看看。看了这种书，得点实用，那就不至于要学那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名士了。”我接过来谢了。看那书面是《富国策》，便道：“这想是新出的？”伯述道：“是日本人著的书，近年中国人译成汉文的。”又道：“此刻天下的大势，倘使不把读书人的路改正了，我就不敢说十年以后的事了。我常常听见人家说中国的官不好，我也曾经做过官来，我也不能说这句话不是。但是仔细想去，这个官是什么人做的呢？又没有个官种象世袭似的，那做官的代代做官，那不做官的代代不能做官，倘使是这样，就可以说那句话了。做官原是要读书人做的，那就先要埋怨读书人不好了。上半天说的那种狂士，不要说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人，这里上海有一句土话，叫甚么‘书毒头’，就是此边说的‘书呆子’的意思。你想，好好的书，叫他们读了，便受了毒，变了‘呆子’，这将来还能办事么？”
我道：“早上姻伯说的瓜分之后，连屁也不能放一个，这是甚么道理？”伯述叹道：“现在的世界，不能死守着中国的古籍做榜样的了。你不过看了《廿四史》上，五胡大闹时把握实在。在lún_lǐ学上，认为人生的目的应当是节制享乐和，他们到了中国，都变成中国样子，归了中国教化；就是本朝，也不是中国人，然而入关三百年来，一律都归了中国教化了；甚至于此刻的旗人，有许多并不懂得满洲话的了，所以大家都相忘了。此刻外国人灭人的国，还是这样吗？此时还没有瓜分，他已经遍地的设立教堂，传起教来，他倒想先把他的教传遍了中国呢；那么瓜分以后的情形，你就可想了。我在山西的时候，认得一个外国人，这外国人姓李，是到山西传教去的，常到我衙门里来坐。我问了他许多外国事情，一时也说不了许多，我单说俄罗斯的一件故事给你听罢。俄罗斯灭了波兰，他在波兰行的政令，第一件，不许波兰人说波兰话，还不许用波兰文字。”我道：“那么要说甚话，用甚文字呢？”伯述道：“要说他的俄罗斯话，用他的俄罗斯文字呢！”我道：“不懂的便怎样呢？”伯述道：“不懂的，他押着打着要学。无论在甚么地方，他听见了一句波兰话，他就拿了去办。”我道：“这是甚么意思呢？”伯述道：“他怕的是这些人只管说着故国的话，便起了怀想故国之念，一旦要光复起来呢。第二件政令，是不准波兰人在路旁走路，一律要走马路当中。”我道：“这个意思更难解了。”伯述道：“我虽不是波兰人，说着也代波兰人可恨！他说波兰人都是贱种，个个都是做贼的，走了路旁，恐怕他偷了店铺的东西。”说到这里，把桌子一拍道：
“你说可恨不可恨！”
我听了这话，不觉毛骨悚然。呆了半晌，问道：“我们中国不知可有这一天？倘是要有的，不知有甚方法可以挽回？”伯述道：“只要上下齐心协力的认真办起事来，节省了那些不相干的虚糜，认真办起海防、边防来就是了。我在京的时候，曾上过一个条陈给堂官。到山西之后，听那李教士说他外国的好处，无论那一门，都有专门学堂。我未曾到过外国，也不知他的说话，是否全靠得住。然而仔细想去，未必是假的；倘是假的，他为甚要造出这种谣言来呢。那时我又据了李教士的话，谗了自己的意思，上了一个条陈给本省巡抚，谁知他只当没事一般，提也不提起。我们干着急，那有权办事的，却只如此。自从丢了官之后，我自南自北的，走了不知几次，看着那些读书人，又只如此。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