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诸将屯驻秣陵，向公荣、张公国梁最负众望，其余智者竭谋，勇者殚力，亦岂不切齿图力，思得当以报国？事会未至，究天下之力而无如何。彼六七伪王者，各挟数十万之众，代兴迭盛，横行一时，而上游沿江千里，亦足转输盗粮。及贼势将衰，诸酋次第僵毙，而广封潦，至百余王之多，权分而势益散。长江渐清，贼粮渐匮。厥后楚军围金陵，两载而告克。非前者果拙而后者果工也；时未可为，则圣哲亦终无成，时可为，则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
以湘军之成功，归之于时，归之于天，是国藩识度高卓襟怀宏阔处。虽非专指击退援军之役，与栽怂论亦不尽同，而其言太平军方面实有弱点之可乘，则与栽斯涛薮笠煲病！霸羰平衰”，“比于初起时衰矣”其意义岂不相通耶？国藩此论，若概目为谦让不矜之意，则体会有失矣。故栽酥说，良有未可抹杀者（郭振墉于嵩焘语之笺注，谓：“寇势未衰于初起也。”而所引证佐，未足以破栽怂担。定安叙此，亦未便完全不顾，而若仍之，虑于国荃伟烈若有所损，非“持论稍私于曾忠襄”者所宜，于是于国荃鼓励军心语中，叙入“贼虽众，皆乌合无纪律，且久据吴会，习于骄佚”等语（实犹栽怂谓“寇将骄佚，亦自重其死，又乌合大众，不知选将”也），并著“知贼不任战”语于迭经苦战，“国荃度贼力疲，可一战破也”之后。如此写法，俾太平军之弱点，不为遗漏，而在国荃方面，却又占得地步，不至掩其战绩，亦可谓匠意斡旋，良工心苦矣。吾人于此，不宜滑口读过也。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卜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史学》有云：“其局部的纪事本末之部，最著者有魏默深源之《圣武记》、王壬秋栽酥《湘军志》等……壬秋文人，缺乏史德，往往以爱憎颠倒事实……要之壬秋此书文采可观，其内容则反不如王定安《湘军记》之翔实也。”扬《湘军记》而抑《湘军志》，其不满《湘军志》处，与陈宝箴所疑相同，栽怂不肯自承者也。定安之撰《湘军记》，分《粤湘战守篇》、《湖南防御篇》、《规复湖北篇》、《援守江西上篇》、《援守江西下篇》、《规复安徽篇》、《绥辑淮甸篇》、《围攻金陵上篇》、《围攻金陵下篇》、《谋苏篇》、《谋浙篇》、《援广闽篇》、《援川陕篇》、《平黔篇》、《平滇篇》、《平捻篇》、《平回上篇》、《平回下篇》、《戡定西域篇》、《水陆营制篇》，凡二十篇，以体裁论，颇较《湘军志》为完整。国荃光绪十五年己丑叙有云：“今海内掳玻湘中宿将存者什二三，惧其战迹之轶也，议为一书，与方略相表里，而执笔者传闻异词，乃丐东湖王鼎丞观察定安更为之。鼎丞久从愚兄弟游，谙湘军战事，其所述者，非其所目睹，则其所习闻。书既成，复与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暨下走商订得失。漏者补之，疑者阙之，不为苟同，亦不立异，盖其慎也。”定安自叙有云：“及壮，佐湘乡曾文正公戎幕，从今宫太保威毅伯游者二十余年，湘中魁人巨公什识**，其它偏裨建勋伐者不可胜数，东南兵事，饫闻而熟睹之久矣。其后宦游天津，稍习淮军将帅，而湘阴左文襄公暨今陕甘总督茶陵谭公、新疆巡抚湘乡刘公，钞录西北战事，累数百卷，先后邮书见畀。最后从云贵总督新宁湘乡两刘公家得其章奏遗稿，于是又稍知滇黔越南轶事。自咸同以来，圣主之忧勤，生灵之涂炭，将帅之功罪，庙谟之深远，上稽方略，下采疆臣奏疏，粲然备具，而故老之流传，将裨幕僚之麈谭，苟得其实，必录焉。其或传闻异辞，疑信参半者，宁从阙疑，非真知灼见，不敢诬也。”又云：“蒙以不才废弃，居彝陵山中，湘中诸君子，书问相勉，而为此作。自光绪十三年三月讫四月，成第一至第五卷，又自十月讫腊月，成第六至第十一卷。明年五月，放棹南游，客新宁刘氏，湘人士敦促，自八月讫九月，成第十二至第十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