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须功曹、孝廉以上，而在齐民者绝少，使今有古代齐民之石臼在，亦无从知其属于何人，如此而谓周秦汉三代，除政府贵族功曹、孝廉而外，齐民无几也，非笑柄而何？钟鼎、货币、碑版三事之外，有无文字，而从古相传，为某人之物者，世亦不乏。如晋之武库，藏孔子履，其上并无孔子字样，高祖剑未知有铭与否，王莽头当然头上不致刻字。此三物者，武库失火，同时被焚，以其失传，谓孔子、高祖、王莽均属渺茫，可乎？设或不焚，王莽之头，亦无从知其确为王莽之头也。履也，剑也，亦无从知其属于谁何也，何也？剑与履不能自言也。又有文字本不可知，而后人坚言其为某某字者，如《西京杂记》载夏候婴求葬地，下有石椁，铭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啸堂集古录》载之，字作墨团，汗漫如朵朵菊花。当时人妄言此为某字，彼为某字，夫铭之真伪不可知，即以为真，又何从知其甲为某字，乙为某字哉？今人信龟甲者又其类也。由此言之，求之钟鼎、货币、碑版、而钟鼎、货币、碑版本身已有不可信者，况即使可信，亦非人人俱有，在古器者皆不甚著名之士，而齐民又大率无有，有文字者如此，无文字者更无从证明，如此欲以器物订史，亦多见其愚而已矣。夫欧人见亡国无史，不得已而求之器物，固不足怪；吾华明明有史，且记述详备，反言史不足信，须恃器物作证，以为书篇易伪，器物难伪！曾亦思书者契也，前人契券流传至后，后人阅之，即可知当时卖买之情状，虽间有伪造，考史者如官府验契，亦可以检察真伪。如不信史而信器，譬如讼庭验契时，法官两造，并不怀疑，忽有一人出而大言曰，契不足恃，要以当时交易之钱作证，此非至愚而何？妄人之论，本不足辨，无如其说遍于国中，深恐淆惑听闻，抹杀历史，故不惮辞费而辟之，使人不为所愚。

（三）以甲骨黜许书说详章氏国学讲习会讲演纪录第一期《小学略说》（二十四年十月出书），有曰：“宋人释钟鼎文者大都如望气而知；清人则附会六书，强为解释。夫以钟鼎为古物，以资欣赏，无所不可；若以钟鼎刻镂，校订字书，则适得其反耳。至如今人哗传之龟甲文字，器无征信，语多矫诬。皇古占卜，著龟而外，不见其他。《淮南子》云：牛蹄彘颅，亦骨也而世弗灼，必问吉凶于龟者，以其历岁久矣。可见古人稽疑，灵龟而外，不事骨卜。今乃兽骨龟厌，纷然杂陈，稽之典籍，何足信赖？要知骨卜一事，古惟夷貊用之，中士无有也。庄子言宋元君得大龟七十二钻而无遗策，唐李华有《废卜论》，可见龟卜之法，唐代犹存。开元时孟说作《食疗本草》，宋苏颂《图经》及《日华本草》，皆言已卜之龟必有钻孔，名之曰漏天机，虽绝小之龟亦可以钻十孔，钻孔多则谓之败龟板也。夫灼龟之典，载于《周礼》，凿孔以灼，因以观兆；无孔则空气不通，不能施憔，无以观兆。今所得者，累然成贯，而为孔甚少，不可灼卜，或者方士之流，伪作欺人，一如河图洛书之傅合《周易》乎。其文字约略与金文相似，盖造之者亦抚摹钟鼎而异其钩画耳。夫钟鼎文字，尚有半数可认，亦如二王之草书笺帖，十有六七可识，余则难以尽知，不妨阙疑存信；彼龟甲文者，果可信耶否耶？”又先生在正风文学院讲研究国学之门径（卓方记录）曰：“又有一事，须为之防，则歧路是也……某君在中国好谈佛经，至日本则专造赝鼎，谓为某代古物，谓为某人真迹，以欺日本人，既又回国骗中国人。譬如龟甲，在《史记》龟策列传中，记载甚明。龟非常用之物，必卜时始启之，卜后即藏之。如每卜一事，必刻一次，如周代世用此龟，则一次刻后，二次三次以至多次，又刻在何处？甲骨总云出在河南，是否殷墟亦难确定，而龟甲之文与大篆说文不同，试问如何能识？孙诒让努力欲识之，已受其绐。今人识现在之字，尚须查字典，甲骨文有何书可查。前清好谈籀篆，此种风气，自钟鼎开之。宋欧阳修始好钟鼎，作《集古录》。宋人研究钟鼎，以某字似某字即断为某字。清人视为不妥，遂以此字为象形、此字为会意而解释之。顾必先识此字然后可以知其为象形、会意、指事，若并不识此字，又安能明其所象者何形，所指者何事，所会者何意也？画一为日，而世之圆者何限，画一——代天与地，而可代者无穷。兹以天字为喻，解为至高无上，从一大。必先识而后可解曰至高无上从一大，设不识天字，而指一牛字曰，一元大武，此天字也。可乎否乎？然造字之初，或竟写作牛形，未始不可，则又将如何如何作解矣。故清人以六书解字，殆等于测字者类耳。殷去现在三千馀年，《汉书·艺文志》记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孔子时已有阙文不可识，或尚可问诸故老。凡识字必有师传授，汉人去古未远，古文当尚有人能识。至宋已离汉约千年，邃古文字之音训，已早失传，今乃欲以数千年后之人，而强识数千年前失传之文字，其不邻于武断者几希。识钟鼎字已不免武断，则龟甲文字之认识，其为向壁臆造尤可知，而况乎其多为赝物耶？”

（四）以臆说诬诸子先生尝语至诚曰：“近人言国学，于经则喜说周易，于文字则喜谈龟甲，于子则喜解墨辩，以三者往往其义不可猝识，乃可任以己意，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