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计，兵锋向北，占据临渝（今属河北省秦皇岛市），切断隋军退路。隋军粮草都由您掌管，您举兵起义，便意味着隋军断粮。高句丽也会趁机突袭隋军，彼时隋军将陷入我军与高句丽军的包围中，进退失据，可不战而胜。
中计，兵锋向西，秦川千里沃野，是隋朝的龙兴之地。那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此番杨广二征高句丽，几乎是倾巢而出，长安一带只有卫文升（卫玄）驻守，将军您可挥兵西进，直取长安。攻克之后，安抚士民，据险而守。握有长安，就等于握有了隋朝的龙脉，您以长安为都，再徐图大事。
下计，兵锋向南，取东都洛阳。杨广把洛阳抬升到与长安一样的地位，因此取洛阳的效果与取长安是一样的。但是逃走的唐祎或许已经向洛阳方面通风报信，如果洛阳城戒备森严，一时难以攻克的话，等杨广的援军一到，那么到时候我们恐怕会变成瓮中之鳖。”
李密的这三条计策，除了上计属于正面的军事对抗之外，剩下的两条计策我们可以用两个字来总结——攻心。攻取长安也好，袭击洛阳也罢，本质上讲都是占据政治中心以号令天下。何为占据？夺其地而获其心方为占据。应该说，李密的中计和下计，是有比较长远的战略考虑的。至于他的上计，则是单纯地从军事角度出发，以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激进的方式，将起义的首要目标定为剿灭隋军主力，这是最冒险，但也是最高效的一种办法。三计一出，选择权就来到了杨玄感手上。我们从杨玄感之前所做的一系列事情中可以想到，他也是个善于攻心的人，所以他最先排除了李密的上计，而在中计和下计之间，他最终选择了下计。客观来看，笔者认为这三个计策中上计虽然最为冒险，但却是成功率最高的一个。下计的失败是后来杨玄感自己验证的，且留待后文。而李密的上计虽然考虑得比较长远，但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杨玄感的兵多数是从河南一带召来的。杨广此前开运河建东都，所征发的民夫也多数来自于今天山东、河南、河北、江苏一带。民怨最大的，也基本上都集中于这一带。试想，如果让这些人跟着杨玄感去打洛阳，等于是为了自己故乡的安宁而战，他们自然心甘情愿，但如果让他们不远千里去打长安，他们的前途是未知的，命运也是未知的，他们要抛弃耕耘了几代的故土，迈向一处令他们感到非常陌生的地方，抛妻弃子，这是安土重迁的小农都不愿经历的一幕。打着打着，城池没打下来，人心可能先打散了。所以李密中计的成功率也不高。但是杨玄感有自己的考虑，长安山高路远，洛阳近在眼前，何必舍近求远去打长安？更何况，朝中大多数文武百官的家属都在洛阳，一旦攻下洛阳，这些家属便成了战场上的人质、谈判桌上的筹码。想到这里，杨玄感感慨了一句：“公之下计，乃上策也。”李密没有办法，只好由着他去。
计策既定，杨玄感立刻开始攻百姓的心，他告诉黎阳的百姓：“主上无道，不以百姓为念，天下骚扰，死辽东者以万计。今与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何如？”一干人等高呼万岁，纷纷表示支持杨玄感。杨玄感成功笼络了黎阳民心，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壮大，浩浩荡荡直奔洛阳。
事情不出李密所料，逃走的唐祎果然把杨玄感起兵造反的事情告诉了洛阳留守樊子盖。樊子盖不敢怠慢，宣布加强洛阳守卫，做好了抵抗叛军的准备。但即便内部出了奸细，杨玄感的起义军起初进展仍然异乎寻常的顺利。由于他自身非常强的舆论号召力，加之天下的确苦隋已久，所以上到官军，下到百姓，大多是一呼百应之势。杨玄感的部队，用的都是“单刀柳楯，”即一个大刀片子加一个用柳条编成的盾，就是玄感起义军士兵的标配了。他们只有近战武器，甚至连弓箭和一身像样的盔甲都没有，但就是这样一支装备简陋的贵族起义军，竟然数日内连败樊子盖派出的达奚善意和崔弘策，且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达奚善意和崔弘策的部队大多是不击自溃，全无战心。杨玄感很快杀到洛阳上春门，再次广树恩德，招兵买马。他说：“我身为上柱国，家累巨万金，至于富贵，无所求也。今不顾灭族者，但为天下解倒悬之急耳！”“解民倒悬”，这大概是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