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社的高音喇叭一遍遍播送着《社员都是向阳花》，方圆一二十里的地方到处飘荡着歌曲欢快的旋律。

公社是棵常青藤，

社员都是藤上的瓜。

瓜儿连着藤，

藤儿牵着瓜。

藤儿越肥瓜越甜，

藤儿越壮瓜越大。

椿儿随着挑送公粮的队伍劲头十足地往公社粮曲的内容和旋律在他心中激起一种昂扬的自豪感，两只脚板轮换踏着节拍儿，浑身有一股使不完的力量。公社中学积极配合国家秋粮征购，延长了农忙假期，全体师生连续一个多月参加突击运粮，把新收打上来的稻谷送到公社粮库。

运粮的队伍络绎不绝，昼夜不停。各个生产队收打的粮食不等运进保管室，立即被师生们从稻场里就直接盘走了。

六爷说：新谷没尝新就盘走了，公社的长青藤子是肥了，咋没见咱这藤儿上瓜甜到哪儿呀！

周姑说：盘就盘嘛，新社会还能会饿着人！

二爷瞪了六爷一眼，两人就不再说了。

直到九月九重阳节，交粮任务告罄，学校才正式开学。学校大食堂属于重点保证供应的单位，这时粮食也开始告急了。每个学生早晚餐只有一碗荞麦面掺几颗米粒熬成的黑黑的稀稀饭，稀得几乎照得见自己的面影，中午饭则是大半碗无论咋蒸也只能蒸个半生不熟的马料子。饥肠辘辘的年轻人一个比一个耐不住性子，有的老早就去等候排队，有的不管三七二十一上来就往前面羼队，希望早一分一秒填饱饿得瘪狼一样的肚皮。椿儿的性格有几分腼腆，不好意思跟别人争抢，耐着性子排队，排来排去始终都是打饭大军的尾巴，好不容易轮到他时，锅里已经快见底了。前面的每人都是满满一勺,后来的却只能每人匀上大半勺，三扒拉两咽滚到肚里，甚至连啥味都没尝到。

一而再再而三，椿儿终于忍不下去了，一气之下把一只粗瓷大碗啪地砸在灶台后面的砖铺地上，用网兜儿网起书本背起被褥，瘪着肚子回了桃花湾。

队里的大食堂已经不冒烟了，一队人眼睁睁地期盼着上边儿发粮，盼了五六顿眼见没指望了，脑瓜活络的开始外出找门路，稍微笨些的就提根棍端只碗四处周游了。椿儿打听到同学秧毛儿的大哥在邻近的五女店公社铁锅厂当翻砂工，连夜就奔了五女店，求秧毛儿哥介绍自己进厂。秧毛儿哥第二天一早到厂里开了一个会，回来告诉椿儿，厂长说了厂里只供应最后一天伙食，以后大家就自己筹备口粮，能筹来粮食的继续上班，筹不到粮食的可以请长假回家。秧毛儿哥就告了长假，跟椿儿一起离开了铁锅厂。

秧毛儿哥听说厂里有人请假后并没有回家，而是偷着去了漯河，到那里捡红薯。他跟椿儿一合计，决定连夜也扒火车赶过去。路上碰巧又遇上大槐，他们就拉上大槐让他瞒着二爷，三个年轻人家也没回就一起奔了北乡。

椿儿第一次出远门，心里不免有些打鼓，但是出了漯河站定神一看，嗬，简直是别有洞天。当街食堂子、摊饼、面条、馄炖，应有尽有一应俱全，花上三分钱就可以买上老大老大一海碗面条。他们每人喝了两海碗，哪知久饿之人胃肠经不起猛撑，个个感觉肠子要断，路也不敢走了。

大街不便久留，三人连夜出城，约摸不出十里，果然是一马平川黑越越的红薯地，地面上到处散落着红薯蒂巴和刨碎的红薯块儿。椿儿试着用手刨了几把翻过的泡土，居然刨出拳头大的两个干面红薯，老筋暴暴的，用嘴一啃门牙鲠得生疼。他们兴奋得像到太阳山捡到金子一样，连刨带捡不到半天就装满了各自的布袋，扛回漯河扒上往南拉煤的火车。

深秋的天气说变就变，夜晚寒流突袭，东北风夹着细雨。坐在露天车厢散煤堆上的三个年轻人，个个冻得牙关紧咬，浑身哆嗦。椿儿下身只穿了一条单裤，腿冻得简直就像是两根凌冰柱子杵在身子下面，三人赶快刨了个大煤窝，三袋红薯六条腿统统用散煤埋住。三个连体人在煤窝里哆哆嗦嗦地互相拉扯着、拥抱着，唯恐从颠簸的车厢上抖落下去。苦撑了半夜，终于回到申县地界儿。三个人兴奋地从煤窝里拔出腿来，个个脸上身上糊得黑鬼似的，彼此相看都觉得对方的样子非常可笑。椿儿的腿已经冻僵，一下车瘫在地上起不来了。缓了半天劲儿，秧毛儿哥和大槐才把他侍弄起来。三人狼狈不堪地把红薯盘回家。

一进腊月门儿，饥荒逼到了严峻的关口。逃荒的人流络绎不绝，上边儿担心人口外流影响大好形势，进一步加强了劳力管制和外流人口控制。铁路沿线车站，南在武威关北在三神庙设立了两大收容遣送站。南站站长县公安局副局长兼武威关派出所所长胡辅弼，北站站长三神庙派出所长包明天，一时号称“南虎北豹”。外出人员路经南北两站，都要严加盘查，没有正当理由和公社以上证明，必须乘车返回原地。私自外逃一旦落入“虎豹”之手，轻者武装押解送回当地管制，重者关押起来以流窜犯论处。

秧毛儿哥和大槐眼巴巴不能跟椿儿搭帮外出了，只好在队里呆着。秧毛儿哥情急之下铤而走险，上路扒车盗粮以致身陷大牢，病死狱中，那是后话。椿儿好在是中学生，队里以为他还在公社上学，没把他列入劳力管制对象。周姑和二爷两家的口粮，只有靠椿儿一人外出想办法了。椿儿这才十五岁，周姑就他这么一个独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