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母亲为我开了门。

“堵车。”我进来。

母亲转身到厨房做饭去了。父亲坐在沙发上抽烟，看报。父母都在市发电机厂上班，父亲是技术员，母亲是仓管员。值得一提的是，这所昔日威风凛凛的老国企在时下自由经济市场中走的是苟蜒残喘，英明的决策者们实行了与外企合股的伟大改革才保住了这个“老发家”，持四十九的股，半壁江山还差了那么一点点，也就是说一切要人老外说的算。江山易主了，自然像我父母这样的前朝遗臣，已不被新主子受用，以至于我经常听到父母发的那种工作牢骚，虽说让人心生怜悯，但更让人烦。

见我回来，父亲瞄了我一眼，尔后又低着头看报。他把报折得很小那样去看。“方茹五一假会回来吧？”父亲一边看报一边问我说。

“嗯。”

方茹是我的未婚妻，她现在在上海工作。

父亲放下了手中的报纸，又批评起来我：“你自己也要有点紧迫感，把你们俩是事早点办下来，买房的首付家里还能应付的上，按揭就靠你自己了，不要再换工作了，好好在那干下去，真不知道你成天都在想些什么！”

“哦。”

晚饭我没有吃，老早的就睡了，只是这一晚我做了很多很多的奇怪梦，可醒来后一个也没能记清。闹钟和闹钟上的“这又是美好的一天”伴着我度过了这个沉寂而又混乱的夜。我没有换闹钟，我想我明天会换。

我叫江衍。我总在尝试着一种思考的存在，生存在这个成人世界里，为什么会思考，这个问题我想就和小时候为什么不会思考太多是一样的：一个人玩着过家家，管它天塌地陷。身边的人对我总是有太多的不知，他们为什么对我这样不知？是不是一个人对与另外一个人来说只是事不关己的玩着过家家的小孩？他们只知道我在一家大公司的子公司上班，目前还只是一个小职员，而我想告诉他们其实我还是个艺术家；还有，我想告诉了他们我现在很想买一部车，并且一定要改装的非常炫酷。总之，我想和很多很多的人交流沟通，因为沉默是无聊的根源，而无聊是人精神的最大对立面。当然，我要是跟别人说我是一个艺术家，他们只会说“真的吗？哈哈。”其实我不是在和他们开玩笑。我也想说服我父亲能给我一笔钱，因为要买得起车还缺父亲那一部分。真的，生活在这个浮躁的城市，很难让人去做到低炭生活。可我父亲很义正严词地和我说过，在没买房之前要买车门也没有。这就是我现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但在我的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远不止这些，那只是一部分，一小部分。我也时常怀念我的过去，特别我那逝去的爱情。爱情总是美好，回想起来却是一种忧郁，淡淡的和着一首古典钢琴曲，而这样回忆的历程使人迷恋，仿佛就在高雅艺术之中分离，涅磐。我也很怀念我的童年，想念我的爷爷奶奶，他们都相继死在那个下雨的冬天。人总是要死的。我父母都是乡下人，他们只不过是城市的移民。我也在乡下出生，。那时我的父亲母亲都在城里工作，我同爷爷奶奶一起在乡下生活。等到我要读初中的时候，父母把我又接到城里来。那时，我只知道我看到城市里的一切都是那样的陌生，我就像生长在热带雨林的植物被移植到了温带水泥屋的盆景里，面对城市同学们的那种礼貌用语，我感到异常的不适与羞怯，所以，从我引以为傲的小学拔尖成绩，在城市的中学一落千丈。就这样，我懵懵懂懂，稀里糊涂地度过了我的初中时代，直到我第一次梦遗，快要进入高中时代才有所改观，慢慢地发现自己身边所生活的城市。很明显，这个城市就像我发育的身体一样蹭蹭蹭地增长，可等我身体停止了发育，这座城市依然在经济的繁荣下卯足了劲的发育，一块块建筑群就像大肠杆菌那样蔓延。然而不管怎样，我无法把这个城市带到梦里。我想，可能是因为她变化太快了，无法触摸到她那恒久亲切的母性身影，也可能是有太多的人分享她那有限的故爱，所以就不那么明显了。

下午六点半，我得赶往飞机场，方茹坐飞机从上海飞过来。早在电话里，我就劝她坐火车回来，上海离的不是很远，她说不，女人有时候总是很固执。我自己从不坐飞机，把我放在天上我信不过。去年我去了趟哈尔滨，在航空淡季飞机票不比火车票贵多少的情况下，我毅然选择坐两天一夜的火车前往，如预期的一样，安全的到达目的地。顺便说一下，哈尔滨的索菲亚大教堂很值得去看一看，那是中国少有并且有一点历史的西方建筑物。

我打了车去飞机场。在飞机场我望着巨大而又透明贝壳似的建筑群，心中无忧无虑。我在侯机大厅外我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吸烟。我不进去，我就在这等她。

她给我来了电话，说他下了飞机。

……在混杂的人群中，我也能发现她那曼妙而又熟悉的身资，虽然头发的色变了，衣服变了，还戴着一副大头苍蝇一似的太阳眼镜。那就是她，风风展展地向我走了过来，我的方茹，我的情人。

“有没有想我呀，嘻嘻。”方茹在我耳边轻声低语，我们来了一个多情而又绅士的拥抱。

我拿过她的拉杆箱，说：“回你家，还是回我家？”

“当然回我家了，可想爸妈了。”方茹故作娇嗔道。车子载着我和她直奔我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