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心术，着实厉害，只用了两个人，就慢慢的开始引导朝中文臣清流之风向了。

看来荣景帝在肃清先朝皇子党争遗留下来的后患，稳定帝位之后，眼睛开始转向了庙堂之上，江湖之远。

荣景帝自登基后的表现也愈发成熟干练，执政风格也隐隐成形，自己要顺势而为，方可立于不败之地啊！

“是，老爷，小人谨记，这就去办！”福顺道安后退了出去。

书房内复又恢复安静，陈启正闭着眼睛，对各方形势细细推演。

......

三司查办的进展情况，每日都会书文详报到荣景帝的玉案上。

关于涉案其中的齐妃之兄宋源，三司并未有所隐瞒顾忌，据实上报，呈请圣上裁夺。

另一值得一提的是，太常寺卿袁士功在这多方严查之下，还是露了马脚。

被查证指使手下寺丞周荣华具体操纵此事，所属门生更是结交外任州县的官绅，操办此事，不法牟利银百万之巨，胆大妄为，更是于事后欲将责任推卸给周荣华。

此事更是被三司重点彻查，上奏朝廷，荣景帝亲批：袁士功革职，依律从重处罚，流放三千里，所有家财全部抄没，妻儿有罪责者从严处罚。其朋党相关人等亦下狱查办，量刑裁夺。

对于礼部郎中宋源，荣景帝到底是给了三皇子一分面子，未曾从重处罚，只革了其职，永不录用。但处罚旨意却留中未发。

荣景帝极知道事情缓急，查铜钱事只是查铜钱事，明旨御史言官于此事上上奏弹劾要据实有据，不可只是风闻言事，随意攀咬朝廷诸臣，更不可结成朋党，互相攻讦。

有言而不实者，亦依fǎ_lùn处，绝不姑息。

朝中风气也慢慢由浮燥而沉淀下来，正气之风日稳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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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和殿大学士、吏部尚书杨铭时，康乾三十年进士，深得考官李光前器重，从之受经学，造诣益深。后授直隶（河北）巡道，革除宿弊，政绩斐然。后迁任贵州布政使，又擢升为云南巡抚，成为朝廷封疆大吏。荣景元年任云贵总督，荣景帝亲书“清操夙著”匾额送给杨铭时，以表彰他几十年清正廉洁、躬身勤政的卓著功绩。荣景二年升任吏部尚书，其诚朴端方，一着兼值保和殿大学士，位极人臣。

吏部掌文职官吏之政令，以赞上治万民。凡品秩铨叙之制，考课黜陟之方，封授策赏之典，定籍终制之法，百司以达于部，尚书、侍郎率其属以定议，大事上之，小事则行，以布邦职。当然这是以前的律例，只宣之于书册典籍之上。

实际用人之权，均操之于皇帝，吏部只司签掣之事，并无铨衡之权。特别是荣景帝继位后，重要职官的任免，都是秉承荣景帝的意旨，直接发表。吏部的事务，只限于稽考中级以下官员的资历，根据例察，予以准驳，只是办理任免手续备案而已。

虽是如此，但是皇上哪里能记得住上下这么多官员及考评，对于官员的任命，吏部尚书还是可以给予重要的参考意见的。

自己更是兼值保和殿大学士，是内阁要员。

对于这次的事件，自己没有发表主张，是有自己的考量。

此次事件之后，朝中风闻奏事，参与弹劾的官员已经很多了，官员们纷纷发声，对涉及的官员商贾与追讨弹劾，更有借机谋划官职升迁、补缺之人，这于自己看来都是小道，成不了什么大气侯。

此次事件最根本的问题，乃是怎样解决、完善铜钱铸造之事，真正做到“一银兑千钱”的定制，是利百姓民生，朝政稳定之根本！这才是荣景帝这一系列安排的最终目的，看不清这一点的人，是很难得的荣景帝看重的。

说到此事，自己就有些暗恨，这样的好差事被高季文那厮抢了先，棋差一招呀。

但自己宦海沉浮多年，自然还是有办法扭转局面，谋得荣景帝的重视。

朝廷重臣体察上意，揣测帝王行事作风、处事目的，顺势而为，几乎能成为一种本能。

是以历史上真正的直臣为公之人很少，被载入史册的更是寥寥无几。

回到铜钱之事，为解决铸钱用铜铅问题，朝廷特别准许官商、民商携带货物，远涉重洋，到东洋诸番邦售货易铜，带回本朝以供鼓铸。此后，本朝铸钱主要以洋铜为原料。但洋铜价格也不断上涨，官商所购洋铜最高销售价银每百斤十四两五钱，民商所购洋铜的最高销售价银每百斤十七两五钱。铸钱用铜价格的不断上涨，造成铸钱成本的不断增加。

铸钱成本增加，致使市面上铜钱价格因铸本增加而昂贵。

此即为自己主要上书之其一：鼓励官商、民商以本朝特产换取东洋番邦铜源料，以本朝即有产量的基础上，通过加强外番贸易，增加本朝铜的储备量，降低东洋番铜的售价。

自己曾任云贵总督，而云贵乃是产铜之地，云铜贵铅，云贵铜矿自增开汤丹等厂以来，采铜有效，矿产增盛，除供本省鼓铸所需外，尚有盈余二百数十万斤，但铜多本少，不敷官买，可请动支盐务赢余银两，收铜转运至江南等省府。云南铜矿开采兴旺，可使矿铜数量大增。此其二。

此两点得施，长期以来困扰清朝廷的铸钱用铜问题可得到解决。

至于下面各种拉关系，谋补缺，以及提前预计打点外省府会出现的遗缺，钻营者，皆打发给了自己的心腹下属侍郎酌情处理。

三司清查渐稳，京师及周边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