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否只与您交谈?两位医生同时在场会令我紧张。”我对吉尔伯特说。
他想了想,然后摇摇头,“我们司职不同。”
“您是这位先生的翻译?”我激将。
“我们都是心理医生。”
我陷入椅子的后部,决定沉默一阵子,直到他们妥协。
那天的谈话因为我“防御心理太强”而无法进行,他们提供了卫生院水准的体征测量之后就走了。在监狱里呆久了,即使是失去两位来历不明的对话者也会有些落寞,幸而我没有表现出来。
一个月后再次到访的只有吉尔伯特。
“作为纽伦堡审判的御用医师,您在这里是否屈才?”和他谈话是不会和睦的,但针锋相对倒也能让话题进行下去。
“配给达豪的医生不够,我来这里是出于人道主义关怀。”他生硬地说。
他的确是德国人,奥地利籍贯和犹太血统也帮不了他。
“不对,您来这里是受戈登逊所托。您本人只对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感兴趣。您更憎恨大人物,这不失为一种勇敢。”
他略带吃惊地看着我。
“情报侦讯手段是否比心理访谈技巧要高明?”我看着这个比我大几岁的人。阅历和智力都将成为力量,书卷气则不能。他对纳粹的恨使他试图剖析纳粹要人的心理,但他本人的倾诉欲超过他的访谈对象。
我拿情报侦讯和心理访谈作比较时,他更不自在了。
这次我让他坐椅子,自己则坐在床上,“您或许不爱听,但戈登逊的职业素养比您高明,他更善于让受访者自己说话。不过塞翁失马,我更愿意与您交谈。——我们聊点什么?”
我们从利奥波德城枪击案谈起。我试图使他明白种族歧视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全部,失败了,他认为二战是德意志人民反犹太战争。试图使他明白宣传指导和新闻事实的矛盾关联?取得片面成功。
“您在暗示,这些思想毒瘤并非德国特有?”他警惕地说道,好像我冲犯了他的基本观点。
“我在明言,这些体制弊端——无关于思想,世界各国都存在。”我对自己鲜于实践的说服术毫无把握,那是我旧日的上司和前辈、瓦尔特?施伦堡的特长。
“那么作为一个普通的德意志人,您是怎样看待犹太人的?”
我有一位在纳粹时代仍然坚守社会民主党纲领的自由派的父亲,我本人则在今天也宣称是一名纳粹,我才不是什么普通的德意志人。但吉尔伯特坚持把我当成德国人的代表。
他认为大屠杀来自种族仇恨,而仇恨在方方面面都迫害着犹太人。我问他,坚信这种恨意是否让他更坚强。他迟疑地承认了。
“难怪您坚信我也心怀仇恨。”我感到好笑。
“难道您不是?”
愧不敢当。
“您对族人的恻隐是否超过了对其他人,尤其是对德意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