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这封信本来是当时左翼文人中论战惯用笔法，就好比有人说鲁迅是领卢布的一样，骂过了就算了。但有人就利用了这一点，当时正是苏联反托洛茨基派的**时期，编辑部设在莫斯科、印刷厂和发行部设在巴黎的《救国时报》第39期第一版，发表一则署名伍平的长篇报道，题为《我们要严防日寇奸细破坏我国人民团结救国运动，请看托陈派甘作日寇奸细的真面目》。为加强这篇报道的政治张力和新闻导向，报纸还在头版头条配发题为《甘作日寇奸细的托洛茨基派》的社论，在国际上把陈独秀和托派说成了日寇奸细。
王明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他说陈独秀是汉奸就是从这里来的。
康生这人最大的特长就是紧跟领导。他和王明一起从苏联回来，王明又处处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康生不听他的听谁的？于是，康生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叫《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斯基匪徒》。文中说：“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陈独秀、彭述之、罗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导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
康生在国内公开诬陷中国**最主要的创始人、现在的中国托派领导人陈独秀是汉奸。
这篇文章发表后，影响非常恶劣。原因是陈独秀此时刚从国民党的监狱里出来，虽然他在**党史上犯过错误，但并不等于他的人品有问题。康生的文章在《解放》杂志上一发表，很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认为是**中央的精神，纷纷发表文章，要**拿出陈独秀是汉奸的证据。康生本身就是信口雌黄，哪里会有什么证据？但就这么奇怪，还真的是形成了一种托派即汉奸的奇怪论调。
这些东西刘一民穿越前就知道，百度上轻轻一点就能搜索出来。有些东西是党史研究的成果，也能在学术杂志和网络上看到。象诬陷陈独秀是汉奸的问题，就是政治环境稳定后的研究成果。
自从六届六中全会上康生受了王明的蛊惑、走错一步后，党内地位大大下降。康生是什么人？他怎么能够甘心呢？
康生等待的机会来了。
去年9月，托派在法国召开了国际性大会，成立了第四国际，宣布建立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这个消息传到国内很晚，已经是六中全会以后的事情了。加上八路军在山西作战时，缴获了一份日本特务机关的文件，上面说要与中国的其它势力合作，共同对付国民政府和**八路军。
康生得到这些情报后，如获至宝，拉着二胡在音乐的旋律中冥思畅想后，在中央党校就大讲特讲托派的危害，讲肃托的重要性，讲共产国际对开展肃托运动的要求，讲六中全会政治报告对肃托运动的部署。
托派最有特色的主张就是在更加民主的氛围下讨论革命问题，也正是因为他们过于强调民主，导致内部分裂。要是在和平时期，要求党内民主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是战争时期，只有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步调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中央的领导和八路军的领导对托派都不感兴趣，原因是托派一直攻击我党搞统一战线的政策。这样一来，康生煽动的肃托运动在个别地方又开展起来了。
刘一民穿越以来最大的心愿就是跟着党尽快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为了减少内耗损失，没有少做工作。但是现在一看曾中生、蔡中的电报，就知道战争年代太残酷了，为了保持队伍的纯洁性，有些政治运动想避免都避免不了。加上有心人从中撺掇，事情就更复杂了。
以刘一民的性格，自然不会坐视不管，但是凡事都得讲技巧。历史上冀中肃托最后是被贺老总制止的，但是现在由于日军对冀中的重兵扫荡，120师还没有到冀中来，他们正全力向北发展。看来，还必须得刘一民来出手制止冀中肃托。
刘一民当即以山东局、山东军区、教导师首长名义，给冀中区党委、集中军区发报，以中央授权其关键时候统一指挥山东、冀中、冀南我军的名义，责令冀中立即停止肃托运动，释放所有被抓人员，责成冀中军区政委孟庆山、司令员吕正操保护段士增、杨万林、崔树凯，责令组织发动肃托人员向晋察冀军区、北方局检查。命令蔡中代表山东局、山东军区、教导师到冀中巡视工作，责成冀中军区政委孟庆山、司令员吕正操保护蔡中安全。
发完电报，刘一民又给主席、周副主席、朱老总发去了密电，报告说肃托是苏联党内斗争的产物，斗争双方谁对谁错，都有历史评说。显而易见的是，通过肃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