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除了写话本外，她还在为典籍作注。

为典籍作注，这是许多大儒才敢做的事，比如宜生的父亲渠易崧，渠易崧虽然早有才名，但也是直到五十岁才开始尝试为先人经典做注本。

这一来是因为注书本就艰难，如宋人洪迈所言：“注书至难，虽孔安国、马融、郑康成、王弼之解经，杜元凯之解《左传》，颜师古之注《汉书》，亦不能无失。”，如孔安国等人这般大儒，尚且不能保证注书不出差错，寻常学问不到家的，强行注书恐怕只会错漏百出，贻笑大方。

而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