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张寿臣说完相声下来，后台来人告诉他，外面有人要见他。张寿臣出来相见，这位大汉忙上前对他说：“张先生，有个朋友在楼下饭馆等你，他让我前来请你。”张寿臣忙问是谁，这大汉也不肯说出姓名，只说：“到了饭馆，你一见便知！”
张寿臣很快来到饭馆，走进雅座一看这位朋友，自己并不认识，只见他面目黝黑，态度端庄，两眼炯炯放光。张寿臣正在纳闷，这位朋友和蔼地迎上来，请他坐在上首，微笑着说：“张先生，久仰大名。刚才我听到你表演的相声，很好。你在说相声前谈到的那个吉鸿昌，你认识吗？”张寿臣说：“并不认识。”这位朋友又笑着说：“我就是吉鸿昌！”张寿臣一听，又惊又喜，忙站起身来，紧紧抓住吉鸿昌的手，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吉鸿昌忙请张寿臣坐定，俩人就像多年不见的好朋友似地攀谈起来。吉鸿昌向张寿臣询问了曲艺艺人的生活景况，最后诚恳地说：“人生得一知己，死也无恨。不想我戎马半生，竟在艺人当中很荣幸地得到你这位有气节、有名望的知己，实在佩服你的见识和胆量。不过处在这种暗无天日的时代里，我以朋友的立场劝告你，希望你以后在台上说话要注意，免得招来麻烦。来日方长，不必去作无谓的牺牲！因为你跟我的处境不同，假如你为我牺牲了生命，都没有地方诉冤。我是朝夕不保，危险万分，说不定哪一天就要遭他们的暗算。今天，我也不留你吃饭了，能见到你我就很高兴；过几天，我让人给你送点东西，作为纪念。朋友，咱们后会有期！”
张寿臣听了吉鸿昌的话，十分感动，怀着爱戴与感激之情，依恋不舍地和他握别。过了两天，便收到吉鸿昌让人送来的两本宣传抗日的书。不久，就传来吉鸿昌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消息，11月24日，吉鸿昌被杀害，张寿臣悲愤万分。这次会见对张寿臣的政治思想、艺术生活影响很大，张寿臣生前常用“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来形容这次难忘的会见。吉鸿昌与张寿臣在险恶风浪中建立的这种诚挚友谊，至今仍在曲苑传为佳话。
1933年9月，抗日同盟军失败，吉鸿昌回到天津，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斗争。1934年5月，吉鸿昌在天津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任党组领导成员。在天津法租界霞飞路40号自己住宅，设立秘密印刷所，印刷大同盟的机关刊物《民族战旗》。八、九月间，吉鸿昌派往安徽进行兵运工作人员被捕，在天津组训抗日武装力量的工作相继暴露。蒋介石急令北平军分会将其逮捕。党组织通知他赶快撤离天津，因经手的几批武器尚未运到，准备面会的广西抗日反蒋代表也尚未到达，于是吉鸿昌决定暂时留下。11月9日晚，转移到天津国民饭店45号房间。与广西李宗仁的代表秘密会谈时，突遭国民党特务枪击，胳膊受伤被法租界工部局逮捕。11月14日，被引渡到国民党天津市公安局。面对敌人连续审讯，他“态度倔强，骂不绝口”，痛斥当局卖国媚日，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
在狱中，面对敌人的酷刑，他毫不畏惧，大义凛然。何应钦问他：“你为什么搞抗日活动？说出你们的秘密来。”吉鸿昌义正词严地答道：“抗日是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的事情，有什么秘密？只有蔣介石跟你们祸国殃民，和日本暗中勾结，干些不明不白的勾当，才有秘密。”接着又說：“我要救国，蔣要卖国，我不得不为抗日而讨蒋。”当被问到“为何加入共党，危害民国”時，他坦然答道：“我是共产党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转到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头来。我能够加入革命的队伍，能够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能够为我们党的主义，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这正是我毕生的最大光荣。”
11月22日，吉鸿昌被秘密解往北平。11月23日，在国民党北平军分会组织的“军法会审”法*，他义正辞严。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殉难的日子。他在给妻子的遗嘱中写到：“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11月24日晨，吉鸿昌被从北平陆军监狱（地址在东直门内炮局胡同）被押往天桥西刑场枪杀。面对“就地枪决”命令，吉鸿昌从容走上刑场，以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据当时的天津《大公报》报道，最后时刻，吉鸿昌披上黑色斗篷，大步走上刑场，一路上“态度从容，谈笑自若”。在地上写完那首大义凛然的就义诗后，他厉声对刽子手说：“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接着又说：“我为抗日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当刽子手在他面前举起枪时，他扬眉瞪目，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